一天早上九点钟光景,一辆灵车和一辆轿车在希尔顿小姐屋前停了下来。轿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都身着黑衣,中年模样。当男的走过去对灵车里的两个男人轻声说话时,那女的哭了起来,但哭声不大,姿态很端庄。
我想希尔顿小姐的丧事在米格尔街恐怕是最简便最不事声张的了,与我们为另一个寡妇理考德小姐举办的葬礼没法比。理考德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得过帝国勋章,住在这条街上条件比较好的那片区域。那次葬礼上我数了数,有七十九辆汽车和一辆自行车。
那一男一女中午时又回来了,院子里已经燃起火堆,床垫、枕头、床单和毯子都被扔进火中。
然后,这座灰色木屋的所有窗户都被打开,这景象我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星期过去后,门前那棵芒果树上钉了一块牌子:此屋待售。
这条街上没人认识希尔顿小姐。她活着时,屋子前门总是上着锁,没人见她出来过,也没见有人进去过。这让大家没法为她难过,也没法说怀念她。
要说她的房子,我只记得两种颜色:灰色和绿色。绿的是芒果树,灰的是房子本身和防止人偷摘芒果的马口铁栏杆。
如果你的板球掉进希尔顿小姐的院子,你就别想把它捡回来了。
希尔顿小姐死的时候不是芒果成熟的季节,不过我们捡回了十好几个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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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人还没搬进来时,我们就开始讨厌他们了。我想我们是有点担心。当时已经有一个街坊老是向警察抱怨我们,说我们在人行道上玩板球,就算我们没玩板球他也会抱怨我们太吵太闹。
查尔斯警官会走过来说:“小伙子们,警长又派我来了,那该死的家伙又来电话了。你们悠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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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后,哈特说:“来了一男一女,女的漂亮极了,但男的丑得没法说。看上去像葡萄牙人。”
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前门开着,但窗子又关上了。
我听到一条狗在狂吠。
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甭管这些人是谁,至少肯定不是那种会报警投诉我们吵闹打搅他们睡觉的人。
那天夜里,倒是那座房子里闹得不行,收音机开到最响,直到深夜特立尼达电台停止播音。狗在狂吠,那男人也在叫嚷。我没有听见那女人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哪儿都极其安静。
我一直等到见到那女人才去上学。
博伊说:“你知道,哈特,我想我在哪儿见过这女的,我在穆库拉普街上送牛奶时见过她。”
这位女士和我们米格尔街有点格格不入。她衣着太考究了点,长得太漂亮了些,举止也雅气。她也与其他女人一起挤在玛丽的小店里买面粉、大米之类常常断货的东西,这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我想博伊是对的。这个女人更应该出现在穆库拉普街漂亮房子的花园里,穿着短裙短衫蹦蹦跳跳,背后是穿着制服、小心翼翼等着侍候她的仆人。
几天后,我见到那男人的机会多了。他又高又瘦,面相很难看,脸上还长着粉色的斑。
哈特说:“天哪!他是一流的酒鬼。”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个高个子男人几乎每时每刻都醉着,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劣质朗姆酒味。我有点怕他,每次见到他,都会走到街对面。
如果说他的妻子——或者甭管她是谁吧——穿得比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体面的话,他的穿着可是比我们所有人都糟。他甚至比乔治还邋遢。
他似乎也不干任何工作。
我问哈特:“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跟他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哈特说:“小子,你不会明白的。告诉你你也不信。”
这时我看到了那条狗。
它有公羊那么大,像公牛一样凶。它长着一副它主人那样的长脸。我常见他们俩在一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