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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1938年6月14日。

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疲倦而且浑身疼痛，在市医院门口下了一辆出租车。她艰难地爬台阶的时候，热乎乎的风带着沙砾吹打着她的脚踝。她手里拉的行李箱比她穿的松垮垮的工装要好对付一些，她压在隆起的腹部的网眼状的提包也一样。她的提包里只剩三枚硬币了，加在一起只有六毛钱。她的肚子里怀着弗朗西斯·多拉德。

她告诉接待处的护士她叫贝蒂·约翰逊，其实这是谎话。她说她的丈夫是个音乐人，可是她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倒是真的。

他们把她带进慈善区的一个母婴病房。她并没有向两边其他的产妇张望，而是低头看着脚下的走廊。

四个小时以后她被推进产房，在这里弗朗西斯·多拉德出生了。产科医生说这孩子“更像一只扁鼻子的蝙蝠”，又一句真话。他生来就在上嘴唇以及硬腭和软腭上有双向的裂缝。他嘴的中央向下塌陷而且向外突起。他的鼻子是扁平的。

院方的负责人决定先不让母亲看婴儿。他们等着看婴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存活。他们把他放在婴儿室靠后面的床位上，把他放在观察窗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呼吸，却不能吃奶。他的上腭有缝，所以他不会吮吸。

第一天的哭声不像一个吸入海洛因的婴儿那样持续，可是却是一样剧烈。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虚弱得只能轻轻地哭号了。

在下午三点交接班的时候，他床边来了一个粗壮的背影。普林斯·伊丝特尔·迈兹，二百六十磅重，妇产科的清洁工和护工，站在他床边看着他，双手搭在胸前。她在病房待了二十六年了，看过三万九千多个婴儿，她知道孩子只要会吃就能活。

普林斯·伊丝特尔从主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让这个孩子死。她不能确定医院负责人是不是得到了。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橡胶瓶塞，顶端被吸管穿了个孔。她用胶塞吸了些奶。她的一只大手就可以抱着婴儿并且扶着他的头。她把他贴近自己的胸口，直到确信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然后她把他的嘴唇轻轻拨开，把瓶塞里的奶挤到他的喉咙里。就这样他喝了两盎司的奶，然后睡着了。

“嗯哼。”她说，把他放下，提着尿布桶又接着干她平时干的活去了。

到了第四天护士们把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挪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曾经住在这里的病人留下的蜀葵被插在一只釉瓶中，放在脸盆架上，它们开得正盛。

玛丽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脸上因为妊娠而产生的虚胖正在消退。医生开始对她说话时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看着医生，能闻到他手上浓烈的香皂味。她起初并没有听到医生在说什么，而是想着他眼角的鱼尾纹，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她闭上了眼睛，等着他们把婴儿抱过来。

最后她睁开眼睛。她失声尖叫的时候，他们把房门悄悄关上了。然后他们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第五天她独自离开了医院，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再也不能回家了，她的母亲早已明确地告诉过她了。

玛丽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她数着路灯之间走的步数。每走过三个路灯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还有只皮箱。在每个小镇的汽车站旁边都有当铺。这种歇脚的方法是她从流浪的丈夫那里学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还不是整形手术中心。在这里，你的脸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弗朗西斯·多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弹力带把婴儿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缩回来，然后用一种现在已经过时了的矩形瓣修复技术把他上唇的缝合拢。手术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有困难，他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很正确——修补婴儿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长到五岁以后再做。在婴儿时期做这样的手术会让他的脸扭曲的。

一个本地的牙医自愿做一个堵塞器吸在上腭上，这样婴儿吮吸的时候不至于将食物灌进鼻腔。

婴儿在斯普林菲尔德孤儿院待了一年半，然后进了摩根·李纪念堂孤儿院。

S。B。“巴迪”，洛麦克斯教士是孤儿院的院长。“巴迪”教士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弗朗西斯是个“三瓣嘴”，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许这么叫他。

“巴迪”教士建议他们为他祈祷。

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母亲在生下小孩以后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她先在圣路易斯民主党委的一个小区头目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在他的帮助下，她在特拉弗恩缺席的情况下把婚约废除了。

在废除婚约的程序中她没有提到孩子的事情。

她也再没有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妈妈在她离开家与特拉弗恩出门的时候给她的临别赠言是：“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爱尔兰渣滓鬼混。”）

玛丽安的前夫曾经给她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清醒而又虔诚地告诉她，他获救了，并且想知道他、玛丽安，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该会多快乐——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他听起来像是破产了。

玛丽安告诉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然后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