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以后,那位律师又来了。“您看上去很糟糕,”他哑着嗓子说,“您怎么了?”
“全是因为希望,”我嘲讽地说,“它比不幸让人沉沦得更快。这您应该知道的,莱文先生。”
“您总是开这种流亡者玩笑!您没什么真正的理由苦恼。我给您带来了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我小心地问。我始终怕自己的护照会露出什么破绽。
莱文笑着露出他的满嘴大马牙。他笑口常开,我想,对一个律师来说他笑得太频繁了。“我们为您找到了担保人!”他说。“这个人保证,您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一位保证人!您还有什么话说?”
“是希尔施吗?”我心存疑惑地问道。
莱文摇了摇他的光头。“希尔施早就没钱替别人担保了。您认识银行家坦嫩鲍姆吗?”
我默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许认识。”我说。
“也许?什么叫也许呀?您总是躲躲闪闪!您肯定认识他!他为您担保呢!”
突然有一群海鸥尖叫着,在窗前掠过动荡而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不认识什么银行家坦嫩鲍姆,我在纽约举目无亲,只认识罗伯特·希尔施一个人。此事肯定是他安排的,就像他在法国以西班牙领事身份安排这类事那样。
“我极有可能认识他,”我说,“在逃亡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莱文满腹狐疑地望着我。“连坦嫩鲍姆这样的名字也记不住?”[12]
我笑了。“坦嫩鲍姆也记不住。为什么不可以忘呢?正因为是坦嫩鲍姆才记不住。谁如今愿意记起德国的圣诞节呢?”
莱文擤了擤鼻涕,他的鼻梁很高。“您认不认识他无所谓。关键的是他替您担保!而他这样做了!”
他打开公文包,几张报纸掉了出来。他把报纸递给我。“都是晨报!看过了吗?”
“没有。”
“什么,还没读过?难道这里没有报纸吗?”
“有,但我今天还没读呢。”
“怪事!人们都以为恰恰是您该每天急着读报呢!难道这里的人不都是如此吗?”
“很有可能。”
“您不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