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雇于西尔弗时,我是在街面下那地下墓穴般的地下室干活;到了雷金纳德·布莱克这儿,我被安排到了顶楼上。我坐在这幢房子的阁楼里,对布莱克迄今买卖的所有画作逐一进行登记,在画作的照片上标明其产地,并研究其来源。这种活是轻松的,我置身的这间宽敞明亮的阁楼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纽约市。周围堆满各种画作的照片,让我常恍惚觉得自己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正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奥古斯丁大码头。
雷金纳德·布莱克有时会上来看我,身上带着一股克尼策淡香水和哈瓦那雪茄的味道。“您的工作一定无法完整,”他边说边轻柔地捋着自己那亚述人式的胡须,“当然缺了很多巴黎画商从画家手上购买画作时照的照片。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的。您听说了吗,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防线了?”
“没有,我今天没听广播。”
布莱克点点头。“法国防线已被攻破,现在正向巴黎进军。”我吓了一跳,一时还搞不清怕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布吕歇尔起,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百多年间,进军一直是条顿人的战争呐喊。但这次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向被盖世太保和德国将军们占领的巴黎进军。
“慈悲的上帝啊!”我说。“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前还不知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呢?”
“像罗马一样,”布莱克说,“他们会放弃它的。”
我摇了摇头。“他们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是因为教皇生活在那儿。他们与教皇签过一个协定,教皇签这种协定真该受到诅咒。他是德国人间接的盟友,为了保护德国的天主教徒,他居然允许德国人在梵蒂冈的城墙下逮捕犹太人。尽管他比任何其他人——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更了解纳粹的罪行,却从未提出过强烈抗议。德国人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因素在巴黎都不存在,法国与德国是死敌。”
雷金纳德·布莱克吃惊地望着我。“您认为巴黎会遭到轰炸?”
“这我不知道。德国人也许没有那么多飞机用于轰炸;或者在轰炸之前这些飞机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冒险轰炸卢浮宫?”布莱克惶惶不安地问。
“如果他们轰炸巴黎,那卢浮宫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卢浮宫?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
“伦敦被轰炸时,全世界并未抗议,布莱克先生。”
“可卢浮宫不一样!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不可能!”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最后他轻声说:“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默不作声。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些事雷金纳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不够力度。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而你又不能帮助他,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不是两万人,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
“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布莱克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不相信?那您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不可能,布莱克先生。”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突然微笑道:“您说得没错。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请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我有些茫然,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我爱法兰西,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相反,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更为哀伤,更让人荡气回肠;在别处,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
“您看啊!”雷金纳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
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阳光、绿地、蓝天、白云、盛夏,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
“出神入化!”我说。“一派宁静!”
我们默默地端详了一会儿这幅画。布莱克掏出雪茄烟盒,打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他走向一个漆成黑色的雪茄匣子,这个匣子是人工冷却的,并包有一层湿海绵保鲜。他取出两支雪茄庄重地说:“看这幅画,必须抽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才够档次!”
我们点燃了哈瓦那雪茄,我已对此烟慢慢习惯。布莱克又斟满两杯干邑白兰地。“宁静,”他说,“再加一点儿舒适。二者是可以兼得的,这并非是亵渎神明。”
我点点头。白兰地妙不可言,这不是给顾客准备的普通白兰地,而是布莱克自己喝的极品。看来此刻他的心情肯定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