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厂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