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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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