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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 普信男晚年的三道大题（第2页）

即除了诏令后蜀皇室和中央要员悉数到开封重新安置之外，还对州郡一级的当地原有长官也全部打包带走。

换句话说，后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全部被开封进行了更换。

这样做虽然有助于安定政权，但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弊端：

就是作为直面百姓的州郡父母官一级来说，因为是外来的空降干部，不了解当地民情社情，执行政策规定难免僵化而不懂回旋。

再加上这其中不少人还以天朝上国的征服者自居，对治下百姓毫无怜惜和同情，所以宋朝征服蜀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增加税赋等情况接连不断、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动土地兼并这个炸药包，因此四川的地主豪强在变了天之后，仍然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不变。

这些人不过是将新主子开出的要价悉数转移到了本就很悲惨的底层百姓身上，自己则还是马照跑、舞照跳的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赵匡胤灭掉后蜀后，曾下令将后蜀官库以及皇室内库的财物全部转移到京城开封，使之成为了“封桩库”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虽然这笔钱并不直接来自后蜀民间，而是源于孟知祥、孟昶父子几十年的搜刮所得。

在当时的狭义设定下，赵匡胤的这个行为并不直接对四川底层百姓有什么恶劣影响，但他转移财物带来的附加效应却对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由于孟氏父子敛财有方导致这笔财富数额巨大，且四川的地形对交通运输又是出了名的地狱难度。

因此，宋朝转移后蜀宫廷的这笔钱，竟然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耗费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973年，赵匡胤开始在蜀地征收“头子钱”。

头子钱即正常税赋之外的各种附加税，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无理的苛捐杂税，它虽起于唐朝，然而宋朝建国后征收的第一笔“头子钱”却是在四川开始的，这也可看作是是四川税赋重、百姓生活苦的一个重要例子。

四川百姓的生活境遇，连在以“宽仁”著称的太祖时期都如此艰难，到了太宗赵光义这里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接连对辽作战失败，赵光义只得开启了一轮又一规模的“爆兵”。

面对海量的财政支出，经济基础较好的四川地区自然是首当其中、责无旁贷。

991年，主管国家财税的三司就曾公开上折子，说四川地区的税负远低于中原地区，因此要求加税、加重税。

赵光义不但完全听从，还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通过新设“博买务”、重设“榷茶”和高价卖盐三种手段，进一步与民争利、压榨百姓。

在封建时代，布帛、茶叶、盐等历来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其背后隐藏的利润远超想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货币。

四川因为盛产茶和布帛，因此许多百姓在务农之余，都兼营茶叶和布帛买卖，以此来补贴家用。

首先说“博买务”，其含义就是官府专营布帛交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

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百姓收入，地主豪强还趁机深度参与，投机倒把、贱买贵卖，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许多小商贩因此失业，农民的手工业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再来说“榷茶”。

顾名思义，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专营制度，起于唐朝。宋朝刚建立之时，曾一度取消了榷茶制度，等于是为百姓沉重的生活枷锁打开了一个口子。

然而随着财政缺口加大，赵光义后来重新恢复了该制度，将这一项重要的收入从百姓手中收走。

但是当时之形势与宋初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姑且不论“从简入奢易、从奢入俭难”的人性逻辑，单就四川的广大百姓来说，随着赋税逐渐加重，贩茶的收入已从最初的额外补贴变为了维系家庭生活的必需营生、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成都附近，因为土地兼并、人少地多，很多百姓已将贩茶作为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赵光义恢复榷茶，却又未对这些人出台配套的安置政策，等于是一把将他们推向活不下去的边缘。

最后说高价卖盐。

前文我们曾提到过，宋朝实行的是盐业国家专营，最主要的产盐区就是位于今天山西运城的盐湖，官方名为“解州盐”。

然而，为了从四川地区掠夺财富补贴国库，宋朝将此地的官盐售价从统治初期的100文斤调高到了150文斤。

这已经与中原地区平均四五十文的价格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便是考虑到四川的运输成本，这个价格也属实是极端压榨百姓了。

一面是抢夺布帛、茶叶等当地主要产物的经营权，强行搞贱买贵卖，一面又铆足了劲的大幅提高盐、粮食等短缺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逼迫百姓来买单。

宋朝这一手刀口向内的剪刀差，对着四川人民“咔咔”的简直是风生水起。

在这种日积月累的矛盾叠加下，四川距离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导火索而已。

说啥来啥，993年当地遭遇大旱，随之产生了大饥荒，在天灾的胁迫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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