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佬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佬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百零一本),“钱”新台币三万元整于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1969年4月9日
就这样,我顶着“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太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叫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7月19日李翰祥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着冰淇淋,正吃得痛快。
7月20日,《中国时报》报道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暧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我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
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道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国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需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的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圈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他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太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给他戴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快。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坦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1984年3月7日以两小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