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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遇到他们过去的老队员，或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我都感到高兴、亲切。

《铁道游击队》出版了，可以告慰的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以及我个人多年的愿望是实现了。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写作水平的限制，给作品留下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长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可是写出后，自己再看一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采。

我创作的经过就是这样，写在这里，作为读者看这部作品时的参考，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

一　英模会上采访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和鲁南各个军区的部队选拔的战斗英雄、模范，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云集山东军区所在地的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次大会在莒南县的坪上召开。来自各个根据地部队的英雄人物，都集中到这里了。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将把自己在战斗中创造的动人英雄事迹，向大会做报告，最后由军区首长进行评选，授予荣誉称号。

这次战斗英模会，是山东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党政军民等领导机关都很重视。因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是由英勇的八路军在人民的支援下，和敌伪顽军及封建地主武装拼命流血，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战斗，才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坚强的抗日基地，使这里的人民翻身，使我们的部队有了可靠的依托。也可以说没有八路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根据地各界人民群众，饮水不忘打井人，他们杀猪宰羊送往大会，让这些为人民立了战功的英雄、模范，能够吃得好，开好大会。

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方面为大会服务，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战斗事迹材料；另方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准备为报刊写报道和文章。我们《山东文化》编辑室的同志都投入了这一工作。

我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听了这位英雄的报告，了解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当时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都到了。如胶东的任常伦，鲁中的曹世范，滨海的何万祥，在这次大会上都被评选为甲级战斗英雄，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也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他在大会上谈到他个人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创造的惊人事迹，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地轰动。也可以说徐广田把铁道游击队的几次出色的战斗一谈，他就被大家一致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了。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任务是很艰苦的。那时我们的部队分散在各个地区，还处在暂时幼小的时期，兵力还没发展起来，装备很差，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而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有近代化的装备。面对众多的敌人，我军只有和敌人打游击，转山头，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由于我军武装落后，又没充足的弹药，所以在战斗中，主要是用手榴弹和刺刀去和敌人拼搏。应该说我们的战士不光是凭武器，而是凭政治觉悟，靠勇敢去消灭敌人的。虽然我军不断地取得战斗的胜利，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也是极大的。在此情况下，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他们在敌人据点里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有时把敌人的火车开跑，和另一列火车相撞。他们机智勇敢地消灭敌人，歼灭了日寇对付铁道游击队的各种各样的特务队。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来支援根据地。把成车皮的布匹截下来，解决了山区根据地军队的冬衣。他们能从火车上搞下可装备一个中队的日式步枪、机枪，送进山里。如果我军主力在战斗上缴获这么多武器，得用成团的兵力和敌人搏斗，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才能赢得。可是铁道游击队却不鸣一枪，就把这些主力极需的武器拿到手了。多年来，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地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真是打得敌伪胆寒。显示了党所领导的游击健儿的神威。他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我为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我敬爱这些杀敌英雄，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访问了甲级战斗英雄徐广田，想把他们在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写出来。

在我找他采访过程中，我和徐广田渐渐熟了。他有着热情豪爽的性格，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他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衣，脸孔微黄，说话时面带微笑，慢声慢语，眼睛也常眯缝着，看上去像个腼腆的姑娘，可是一旦眼睛瞪起来，却充满了杀机。他是铁道游击队中出名的杀敌英雄。他和我谈了许多他个人和整个铁道游击队的带传奇性的战斗故事。

正巧，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这时调到省党校学习。党校就住在坪上附近。我又去访问了杜季伟。杜二十五六岁，正如《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所描写的：他清秀的面孔上有双细长的丹凤眼，他是个读过筛范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儿们混在一起，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发挥了他的政治工作威力，确非易事。杜和我谈到他怎样被党派进敌人控制的枣庄，在炭厂当“管帐先生”，怎样组织力量打洋行，为了配合山区的反“扫荡”，他们在临枣支线上大显身手，搞了震惊敌伪的“票车上的战斗”。后来他们拉出枣庄，战斗在津浦干线，以微山湖为依托，对这南北干线上的敌人，进行了机智而顽强的战斗。他们打岗村，搞布车，消灭了一批又一批鬼子的特务队。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一段干线的局势。不过，到了1943年，他调出铁道游击队，到党校学习。

我向徐广田和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战斗事迹有了一个轮廓，对他们从事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大会以后，我整理了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材料，进行构思。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军事。1938到1939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做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我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去捡煤核，在车站上也学会了扒车的技术，慢行的火车还可以上下，快车就不行了。后来我随父亲到过道口、焦作等地上学，后来又在车站上作过义务练习生，因此，我对火车站和列车上的生活比较了解。不仅熟悉铁路上的职工，而且对于行车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也了若指掌。如果不了解铁路上的生活，要写好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在根据地的人民中，广为流传，所以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从文学上反映出来，一些作者不了解铁路生活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还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的一切并不了解。当时又是战争环境，铁路被敌人控制着，也不能去采访。记得1943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出来。这个记者虽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击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铁路上的生活。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战斗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如“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等。由于他们的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我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

我动手写铁道游击队的章回体小说了。当时还是真人真事。我写了草创时的一部分，在好心的编辑同志的鼓励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当时的标题是《铁道队》。因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全国解放后，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时，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

它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由于故事性较强，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当这个作品让战斗在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看到后，却有不同的反映了。

不久，我接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当时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已经牺牲，新任大队长是刘金山。原来的政委杜季伟在党校学习后，调到别处工作了。新任政委是张洪义。刘、张用铁道游击队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当他们知道我在写铁道游击队，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他们是高兴的，对我表示感谢。接着他们就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他们所有的干部和队员都一致热情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他们斗争生活。他们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我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的更好。最后他们再次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

我看了他们的信，沉思良久，深感到在从事这一写作上，有点过于草率。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从信上看，作品已显出了不好的效果。这封信实际上是对我写的那一部分有意见，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批评就是了。所以婉转地邀请我到铁道游击队去，然后再写会更好些。这说明我不到他们那里去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作品是写不好的。想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很惭愧，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虽然还没刊登完，也停止连载了。虽然如此，我写铁道游击队的决心并没有变，相反地决心更强了。我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深入一段生活，然后再动笔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部小说。

在鬼子投降前后，我两次到鲁南的铁道游击队里去。

二　到铁道游击队去

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我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人物在一块生活了一个时期，常常随他们活动在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有时住在微山岛上。当我一和他们接触，我就热爱上这些英雄人物了。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都是些英勇顽强的好汉。我住在他们大队部，刘金山大队长，高大的个子，憨厚的面容。他虽是后任大队长，可是却以打岗村赢得了大家的敬服。原来给我写信的政委张洪义，他在铁道游击队的威信很高，可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又调来一个姓孟的政委，不久也牺牲了。因为铁道游击队是在敌人紧紧控制的铁道线上，在稠密的敌人据点之间活动、战斗，外来的干部不熟悉这里情况，掌握不住当地敌人的活动规律，很容易遭到牺牲。在鬼子投降前后，也就是我去的时候，新调去一个叫郑惕的副政委，他是主力部队团的特派员。他工作认真果断，并有活动能力。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命令日伪军不要把武器交给八路军、新四军，要还未放下武器的敌人就地维持治安，听候国军前来受降和整编，实行蒋日伪合流。这时铁道游击队正包围着一列南逃的敌装甲列车，前后的铁轨都被我拆除，敌人动弹不得，但不向我军投降。在我主力和铁道游击队威逼下，郑副政委多方和敌人周旋，最后这股敌人还是向铁道游击队投降了。

这个投降场面在《铁道游击队》小说里已得到反映。在大队部我也认识了副大队长王志胜（小说中的王强是他的化身），他在队上是个“老好好”，被认为是铁道游击队的一员福将。他平时办事有点犹豫，可是遇到危急时刻，也能急中生智，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血染洋行就是一例。他们在微山湖突围时，刘金山和政委都到湖外和铁道东去了，是他率领铁道游击队化装突围。当时他的老伴也在微山岛上，拉着他的衣襟哀求着，把她也带出去。这时岛上、湖里到处都是鬼子，在搜索着铁道游击队。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她这样做，很容易暴露目标，影响整个大队的安全。在多方劝阻无效后，王志胜气得火冒三丈，他一脚把老伴踢倒在地，拔出手枪对着老伴狠狠地说：“你再罗嗦，我崩了你！”接着就带着化装成“皇军”的铁道游击队，趟水向湖外冲去。我曾访问了王副大队长的老伴，想从她那里了解些王志胜的情况。她和我谈了王志胜的一些斗争事迹。可一想到微山湖突围，她就生气，还向我诉苦：“老王多没良心！他要用枪崩了我。”我只得安慰她几句：“都是老夫老妻了，还记着这个干啥？！”当时我没有批评她不识大局，只是说：“那是老王在吓唬你，别太认真了。”

几位大队干部对我都很热情。这时，徐广田对我也很好，因为我们是在省英模会上就认识的，比起其他新结识的，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这年冬天很冷，他看见我戴了一顶旧棉军帽，就把自己戴的一顶新缴获的日军皮军帽扣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