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