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除夕,午夜时分,全家都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伙立刻喊起来:“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没想到,孩子的这句戏言却说中了我……
电话响,我端着饺子来接电话,一位朋友来电话拜年,末了他说了一句:“哎,雅文,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打出的《盖》剧广告,编剧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谁?”我急忙问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电话,急忙问先生:“贺玉,我让你买的电视报呢?”我知道《盖》剧播出前肯定会打广告,今天下午让他去买电视报,他回来却说电视报卖光了。
见我问他,先生只好说了实话:“雅文,我本想让你过个好年……”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沓《中国电视报》递给我,心情沉重地说,“雅文,我希望你千万看淡点吧,咱不要那个编剧署名算了……”
他的话音没等落地,我手中的盘子和饺子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儿急忙劝我:“妈,他们不就是要那个编剧名吗?咱不要了,给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四期《中国电视报》,半版篇幅都打着《盖》剧广告,编剧位置上醒目地打着一个人的名字:赵女士。根本没有张雅文的事!
而且,《盖》剧广告已经登出四期了,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就是不敢告诉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几片皱皱巴巴的气球碎片一样,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个人的心要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也会爆炸的。不过,心要爆炸不会像气球那样变成几块残破的碎片,而是要淌出鲜血。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动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脑海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一种对人性的绝望!
我先生急忙取来几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
小外孙女愣愣地盯着我,忙端过来一盘饺子,说:“姥姥,吃我的吧。”不谙世事的孩子以为我为饺子掉到地上而难过呢。
我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想让A先生给我一个解释,可我按到最后一个号码还是把电话放下了。我想还是让他过一个愉快的除夕吧。
此刻,我想到了那位编剧同行以及那些决策者,一定过得很愉快、很开心吧!而我在这个除夕之夜,却体会到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会自杀或杀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此刻我不由地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而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并投入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我知道,多少人为咽不下一口窝囊气而走上绝路,甚至走向叛逆,走向仇视社会……
我不知我这个花甲之躯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思想会不会也走向极端……
不,不会的!我有疼我、爱我、全力支持我的丈夫,有懂事孝顺、事业有成的两个儿女,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正处在高峰的事业……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等到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我却知道我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七节(1)
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也许,我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位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宁肯拖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也要与鲨鱼搏斗下去……
之后,我把除夕夜带来的气愤、不平、痛苦,统统地嚼碎了,咽进肚里上路了——第二次飞往布鲁塞尔。
全家人没一个赞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丢在欧洲。可我必须要去。因为他们弄丢了五张钱秀玲老人的照片底片,再说我出书要使用老人的照片,必须取得老人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