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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

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 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

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

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

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 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

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

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

二泉映月

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

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

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樱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

不久,法院寄来传票,开庭当天就把两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监护。大孩子又哭又闹,不愿离开爸爸、妈妈,却被当场强行抱走。为了重新领回孩子,妻子不得不表示与丈夫“划”清界线。夫妻分居,父亲只能每周在第三者监视下探望孩子一小时,同时接受心理检查。至今,此案还未了结,而每小时三百美元的律师费已使小夫妻俩债台高筑。

我们都为这对留学生夫妇鸣不平,但是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也振振有词:“美国每年有大批幼儿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这些父母往往是失业者,经济条件差。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们这对中国父母就是例外?既然你们生活在美国的地盘上,就得按美国的法律办事。”

如果说这桩案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么另一起则是触目惊心了。七月,费城发生一起谋杀案,涉及三个留学生。其中A(男)与B是一对夫妻。他俩在国内众多羡慕的眼光中双双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两人情感出现不和。不 久,B与另一位中国留学生C同居,向A提出离婚,A一直不同意。一天A却突然通知B回家取行李,并说同意离婚。

B

于是携

C

C

为之打工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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