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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千三百分之一（第1页）

啊，松山！我又回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我们都老了，老得只有碎片一样的回忆，成天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的冤魂吵吵嚷嚷。他们总在我的耳边说，嗨，秋吉君，你这个在联队里专事记录战绩的家伙，难道把我们的联队忘记了吗？

我怎么能忘记？战时我就是我们联队的乙秘书，甲秘书是龟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松山守备队“玉碎”的前两天战死的。当年在松山担负守备任务的不仅有我们113联队的部分单位，还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卫生防疫给水等兄弟单位。唉，“玉碎”听上去像樱花飘落那般凄美，壮丽，可对当事者来说，那真是一段悲惨的经历啊。有人蹲在堑壕里嘤嘤哭泣，有人上吊自杀，有人给重伤员和“女子挺身队”（慰安妇）发升汞片，让他们拌在饭团里，溶化在水里服毒自杀。还有的人在把战死的战友手指切下来，在专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成遗骨，期图带回日本，军官的则是从手肘处砍下来。那些烧成白骨的手指遗骨，一堆堆地装在白布口袋里，哗啦哗啦作响，就像车站里吵吵嚷嚷闹着要回家的人。挺身队的姑娘们，和我们守备队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化解我们思乡的忧愁，打仗时为我们送饭、送弹药，甚至还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却不得不杀死她们。她们死前怀里还抱着一包一包的“军票”，但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个叫江代的，是个朝鲜姑娘，她和一个伍长真心相爱了，肚子里那个孩子据说就是这个伍长的。伍长一个月前就战死了，她说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长的孩子生下来。但在最后关头，她哀求说升汞水会让肚子里的孩子中毒，你们也给我颗手榴弹吧。可我们那时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捡手榴弹，哪舍得给她自杀呢？这个可怜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从喉咙里捅了进去。但她怎么捅得死自己啊，一个士兵实在忍受不了她的惨叫，就上前去帮她……她捧着肚子在地堡里打滚的样子，真是惨啊！

堑壕里战友们的尸体铺了一层又一层，浸泡在泥浆里，都腐烂了，到处是蛆，人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胶泥上。花花绿绿的肠子、心肺沾得脚上到处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经麻痹了人们的鼻子，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恶心、呕吐。我们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时练刺杀，经常真刀真枪地用支那俘虏来当靶子，那时他们该吐的都吐干净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是世界上神经最粗壮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恶劣的环境，战胜任何人间的苦难。一点尸臭算什么，肚子饿疯了时，日军士兵还敢吃自己死去的战友身上的肉，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守备队就这样干过……啊，实在抱歉，这样龌龊的事情现在说来真是不敢相信，但这就是那时的实情。日本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牟田中将就说过：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尽快成为精神病人。

他们真是做到了，在松山和龙陵，日军干了很多疯子才会干的事情。军医官不打麻药活活解剖战俘，期图看到一个人能够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如果生生切掉胃会流多少血，切掉几节肠子又会怎样。俘虏在手术台上惨叫，他们却专注地用计量杯接伤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绑在手术台上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头猪。给抓来的老百姓输马血，观察人的反应。人会不会像马那样跳跃着跑呢？不会。人只会眼球突出，面赤耳红，七窍流血。这不是实验，纯粹是恶作剧。有个军官命令把战俘推到一个坑里用乱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细菌实验也做过，但那是军队里的最高机密，我们普通士兵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做过梅毒实验，慰安所的一个从缅甸热带地区交换来的慰安妇患了一种奇怪的梅毒，他们就抓来一个中国男人和她发生关系，观察他的感染情况，然后又抓来他的妻子，又观察他妻子的感染情况。这对夫妻全身溃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成了试验品，他们双双上吊自杀了。

实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让你感到恶心了。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如此没有人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兽性似乎就不可逆转了。人内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是战争释放了这个魔鬼。它来到了一群柔弱、落后、麻木、愚钝的中国人中间，有的人顺从，有的人反抗。无论哪一种中国人，都挑起这个魔鬼更大的恶。况且这种恶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解放亚洲各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看看中国那时的贫穷混乱，看看那些没有受到过丝毫教育的战俘，我们那时真有当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们抓了那么多的战俘。在我们看来，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武器，抓个支那兵俘虏比儿时玩游戏还容易。

我们怎么处置俘虏？正常情况下送战俘营嘛，非正常情况，就不好说了。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我们新到一个地区，十天之内，士兵们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军官也不会管。因为这是战时状态嘛，这就是非正常情况。十天以后，我们开始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军队就有纪律了，就进入正常情况了。所以那时很多士兵都愿意出去扫荡，虽说是打仗，但总是像春游一样充满快乐啊！

是的，我们在松山上也杀了不少重庆军的俘虏。非正常情况嘛，自己都没有饭团了，哪还有俘虏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大约不会超过十五岁的小兵，就像我现在的孙子一般大小。这两个小孩子是在我们夜袭重庆军的阵地时被俘获的。有个叫大泽的曹长逗他们，你们想家了吗？他们吓得直哭，说想。大泽曹长就说，那我送你们回家吧。当时还有人为这两个娃娃兵说情，大泽曹长，算了吧，放他们走。但大泽曹长是个行事果断的家伙，他说，放了他们的话，明天就要挨他们扔过来的手榴弹了。就用刺刀把他们捅穿了，然后扔出堑壕。他们的哭声都还带着儿童的嗓音，瘦得腿还没有我们的胳膊粗。

不，在松山被俘的日本军人没有一个是被杀掉的。重庆军比我们更讲人道主义，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战争的天平，是不是终会倾向于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战争本身又是残酷的。这真是一个悖论。但日本无论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了。这不能让我们大和民族的子孙骄傲。

现在回忆起那场战争，我常常分不清自己当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战争对每个老兵来说，不仅是一场噩梦，也不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伤痕，即便结了疤痕，创伤之血还没有淌尽，它还是癌细胞，任何药物都难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正视这个噩梦吧。人活着的勇气，并非是头上有了白发，额头布满皱纹时就逐渐弱小，相反地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责任感。我们日本国战后重生，再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下联队的战史，既写下当年日本军队的恶，也写下我们联队的光荣。我还要找回我的战友们的骨骸。让我的战友们的灵魂，重新得到祭奠；让我们被焚毁的联队旗，再次飘扬在每一个死去的联队战友的灵魂里，飘扬在还活着的联队老兵心里，飘扬在日本国民的精神里。我的肩膀上背负着战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个战友的灵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

但这谈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国不开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回访，更不用说来慰灵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们日本国驻缅甸的大使第一次从仰光飞昆明，才在飞机上首次于战后看到了松山。真是不容易的“遥祭”啊。我们在缅甸战场，连每一匹战死的驮马都立了碑纪念，马的名字，来自何处，服役的部队，随军征战的地方，如何战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国，在滇西战场，我们战友的遗骸到今天都还胡乱葬在这怒江峡谷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上。我们能不惭愧吗？能不焦虑吗？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封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我们这些在这里作过战的老兵都想回来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只让我们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的中国真是落后啊，似乎和我们当年离开时没有多大改变。公路、汽车、房屋、街道、桥梁，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可以看出他们那时既闭塞又骄傲，既虚弱又自尊，仿佛大梦初醒的一个虚胖巨人，身带各种顽疾，但极其好面子。这种弱者的自尊就像一个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后，我们被允许到大理了，却不准再往西，理由是那边条件艰苦。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说了无数的好话，道歉、鞠躬、反思战争，批判军国主义等。中国人就是喜欢听一些他们报纸上需要的话，但我们绝不轻易谢罪。他们总是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们当作反战的宣传工具。战争的罪责算不到我们的头上，但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是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是军人的职责所在，是一个人一生的荣誉。我们何罪可谢？我们确实不希望中日再有战争，我们对反战的理解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思那场战争，只会反省自己为什么没能取胜，怎么会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反思呢？战胜我们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搭上了美国人那两颗原子弹的顺风车。这段历史真是荒谬啊。日本政府都没有向中国政府谢罪，更没有向当年和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谢罪。我们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个武士即便被打败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国打了那么多次仗，中国人还是不懂什么叫战争。大约是因为他们过去只出优秀的儒士诗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