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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爸爸的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给我们传达“给麻雀*”一事，但是以后我们的“除四害”活动就把麻雀除外，代替麻雀的是跳蚤。

平时“除四害”，我们主要的是消灭苍蝇。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要拿苍蝇拍沿途打苍蝇。爷爷不反对打苍蝇，在家里只要有苍蝇，他也试着打。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我们上缴“死苍蝇”，以便统计我们“除四害”的成绩。爷爷也帮着我，把每次打的苍蝇装在火柴盒里，给我拿去上缴。直到有人说这样不卫生，传播疾病时，我们才不需要上缴“死苍蝇”。爷爷也就不需要帮助我了。

开学后，在我们的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食堂，成立幼儿园和敬老院。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后一起吃饭，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不知道公社化以后，大锅饭到底是什么样的。不久我们参加了公社的秋收，我被分配去割麦子。学校要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在劳动中了解种粮食的种种艰难，从而珍惜粮食。爷爷也常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学们每人分到一垄地，就排成一排向前割。我因为年纪小，就在后面捡麦穗，我们仔仔细细地找寻掉下的麦穗。有同学问老师，不是让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吗？为什么有的社员图快、图轻松，将大串的麦穗留在地里？老师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社员的觉悟程度还不高，麦子是公社的，不是自己家的，就不爱惜。”

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了食堂，各家的锅和粮食都拿到公社食堂，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我们这些参加支农的学生也在公社食堂吃饭。社员们不管参不参加劳动，都能有饭吃。因此没到吃饭时间，就有人等在那里。吃得不合意，就开口骂大街，连我们也看不下去。大队长批评了一些人，这些人不去参加劳动，天天在那里等吃饭，但批评归批评，他们照旧不改，大队长也没有办法。我们不明白，这样下去，有多少人参加劳动，多少人吃饭，时间长了，食堂还办得下去吗？我问老师，他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们劳动了两周，就回学校上课。临走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敬老院，公社里的孤独老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年轻人去田地里工作时，他们就帮助带孩子，这也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有的老人还帮忙看守场院，因为老人睡眠时间少，而且认真负责，很多场院交给他们看守，公社很放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3）

回家后我把见到的事情讲给爷爷听，爷爷对于公社的“敬老院”很感兴趣，觉得这对中国的老人是件好事。但是对食堂的事，他仍有疑问。

我们继续上课。在政治课上，我们还在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区别。一天，我发现我们学校旁边的地已经被公社收回，我们也不去地里劳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学校也不再提起我们学校公社化的事，也不再讲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公社已经改变了分配方式，许多公社实行工分制，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记工分，然后按照当年的收入确定每一工分的分值，最后按劳分配。

爷爷听我讲起时，说：“你看，我还是有道理的，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距离还很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不过是理想，是否真能实现，这还是一个问题。欧洲国家曾经有人实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到了法国，听说一些欧洲人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实验过共产主义，在沙漠上种植物，参加劳动的人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但实验失败了，后来还是采用“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这里的农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了不少犹太人，许多没钱的犹太人逃到那里，生活下来，改变了沙漠的穷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犹太人正式成立自己的国家，其他的犹太人，不论穷富、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来这里定居。

看样子，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思想觉悟还差得相当远。频繁的停课劳动，我们都不容易理解，像爷爷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难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研究所的人也停止工作去参加劳动。他担心我们下一代的科技水平，也担心我们的研究所拿不出成果，让外国同行歧视中国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爷爷不愿当旁观者，他以极大的勇气，使自己融入时代的潮流。一方面，他不顾自己安危，不断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周围的人，没有科学，没有掌握科学的人，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赶上时代。他说：“人们常说：‘老年人顽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常常带有时代发展的方向。但是年轻人经验少，老年人的经验又可以帮助年轻人。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他经常和我、和我的小叔叔秉群、和他的学生们谈自己的看法，听听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小叔叔入党后，爷爷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对党的政策的看法。那时，我们学校常常有政治报告，爷爷因行动不便，数学所没有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他就让我把所有政治报告记下来，讲给他听，还提出问题，常常考得我出一身汗。

1959年的夏天，我们开始了高中入学统考复习，没有时间参加各种运动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我和同班同学陈秀兰被保送北京101中学读高中，不用参加复习。

进了高中，1959年的秋冬，我们去支农，公社食堂已经取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公社开始按社员的劳动记工分，按劳取酬。我们支农的学生就由学校派炊事员，自己煮饭，像在学校一样。开始，我们参加收红薯的工作，生产队给社员的定额是按行数来记工分。一些社员为了图快多挣工分，不仔仔细细地刨红薯，只顾向前赶，将大块的红薯留在地里。我看不下去就停下来刨红薯，慢慢地寻找他们留在地里的红薯，放在一起，以便马车来时好装车。谁知马车一来，装车的人也是按装车的数量来记工分，他们图快，把大块的装了，剩下的就不管了。我只好问我们带队的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看，他也没办法，就让我把掉下来的红薯放在一起。听说在困难时期，农民又返回田里把留在地里的红薯捡回去吃，可惜这些红薯早已经冻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4）

看来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时太早，连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看每个人是否“各尽所能”了，“按劳分配”也要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的多少。

这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许多稻子仍泡在水里。公社给我们的新任务是把稻子运到场院。因为社员们都不愿意干，就让学生和其他支农的干部来干，于是我们就从红薯地来到稻田。

天太冷，一下水就冻得直发抖，稻田里的冰把我的脚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流出来，和稻田里的冰融在一起，加上冷，我疼得无法忍受，想哭又不敢哭，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带队的老师见许多同学的脚划出口子，就教我们穿上长袜子再下水，这样不太冷了，而且稻田里的冰也不会把脚划破。我们咬着牙，忍着寒冷，把割下的稻子运到场院。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劳动结束，我们也没有能把所有的粮食拉回来。公社大队干部希望我们延长时间，但老师也没办法，我们还要上课，况且学生总不能代替农民，干完一切农活。我们只好看着烂在地里的粮食，遗憾地走了。

回来后，我和爷爷谈起来，爷爷说：“造孽呀，粮食都损失了，我们可能会挨饿了。”

不久，我们就听说有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国家又按产量征购粮食，公社干部无法缴足公粮，就把老百姓的口粮缴了公粮，最后连种子也上缴了，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去找出路，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安徽的保姆。听这位保姆说，乡下的干部虚报产量，等国家按产量来征收公粮时，他们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看，把社员的口粮拿走了，最后连用来留种的种子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有人饿死，她也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天灾，全国性的困难时期来到了，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6　　　在爷爷刚刚回国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