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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广播 19711972（第1页）

1971年10月，库尔特·霍夫曼来蒙特勒见我，为“巴伐利亚广播电台”做一档访谈节目。在访谈的许多话题中，我挑选出一些收入本书中。有关我西欧祖先的内容来自一册细心制作、装帧漂亮的“家谱”，那是我的德国出版商海因里希·玛丽亚·莱迪希－罗沃尔特在我七十岁生日时送给我的。

论时间及其构成

我们可以想象各种时间，如“应用时间”——即时间被应用于各种事件，我们借助钟表和日历来测量时间，但那些时间类型不可避免地被我们的诸如空间、空间延续、空间伸展和分隔的概念所影响。当我们说“时间的流逝”时，我们就会想象一条抽象的河流，它从一般的景物中流过。应用时间是时间的可测量的幻象，它对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目的而言是有用的，但它不能吸引我，它也不能吸引《爱达》第四部分中我的人物凡·维恩。

在书中，他和我试图考查时间的本质，而不是它的流逝。凡提到成为“时间（犹如一幅延展的图画）爱好者”的可能，即能够在时间的构成中感到身心愉悦，感受“它的材料和绵延、它的褶子的下滑、它的灰雾般的不可碰触状态、它的冷冷的延缓”。他也意识到，“时间是隐喻文化的流动媒介”。

虽然时间与节奏相似，但它不仅仅是节奏，节奏意味着运动，而时间不移动。凡最伟大的发现是他认识到，时间是两次节奏性跳动之间的昏暗的空白和两次跳动之间的有限的、无底洞似的沉寂，而不是跳动本身，跳动只囚禁时间。在此意义上，人类生活不是一颗跳动的心脏，而是错乱的心跳。

一个人的过去

纯粹的时间、感性的时间、具体的时间、脱离了内容和背景的时间，这就是在我善意引导下，我的小说人物描述的那种时间。过去也是时间的一个部分，是现在的一个部分，但它似乎有点不得要领。过去是意象的不断的积累，但我们的大脑并非不断进行回顾的理想器官，我们所能做的至多是拣出并努力保持那些一闪而过的彩虹般的记忆碎片。保持记忆是一种艺术行为，是现实事件的艺术性选择、艺术性混合、艺术性重组。糟糕的传记作家修饰他的过去，结果成了陌生人拍的一帧蓝底或粉色阴影照片，以抚慰情感上的伤痛。相反，好的传记作家尽可能保留细节的最大真实。他实现意图的方法之一是在他的画布上找到正确的位置，将回忆的色彩正确地涂抹上去。

祖先的过去

因此，组合和并置记忆的细节就是重构一个人的过去的艺术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不仅探索一个人的过去，也探索一个家族的过去，以研究他与家族的亲缘关系、他可能的前景、他生动活泼的现状的模糊踪迹。这当然是老年人玩的游戏。追溯一个人的祖先无异于孩子寻找一个鸟巢或落入草丛的一只皮球。童年的圣诞树被家族的树（1）取代了。

作为发表过几篇鳞翅目昆虫学文章的作者，如《红珠灰蝶属的北美寒温带成员》，我体验到一种激动，因为我发现，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科兹洛夫，出生于两个世纪前，是俄国皇家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正常的颈静脉孔收缩”，而我的“北美寒温带成员”文章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回应。同样完美的是这样一种联系：美国一种小蝴蝶以我的名字命名，而新赞巴拉的一条河流以我曾外祖父的名字命名，他参与了19世纪初对北极的探险。我很晚才听说这些事情。在我家里，谈论一个人的祖先是会让人皱眉头的；禁令来自我的父亲，他特别讨厌自命不凡。当我想象我在回忆录中能用到那些材料时，我相当遗憾这样的交谈没有发生。但这只是说，六十年前，一千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家里没有谈到祖先。

家谱

我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国会议员，帝国困难时期的司法部部长。他生于1870年，1919年流亡，三年后在柏林被两个法西斯暴徒刺杀，当时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米留可夫教授。

纳博科夫家族的地产位于圣彼得堡地区，与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的地产毗邻。我母亲海伦（1876—1939）是乡绅和慈善家鲁卡维什尼科夫的女儿。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1827—1904）在两位沙皇治下当了八年（1878—1885）的司法大臣。

我祖母的父系祖先，冯·科夫家族可追溯到14世纪，而在其母系方面，冯·蒂森豪森也有着古老的家世，其祖先之一是利弗兰的恩格尔布雷希特·冯·蒂森豪森，曾在一千二百年前后参加过第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我的另一位直系祖先是肯·格兰地·戴拉·斯加拉，维罗纳王子，曾庇护过流放中的但丁，他的纹章（两条大狗持着一架梯子）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增加了光彩。戴拉·斯加拉的孙女贝阿特丽斯1370年嫁给了威廉·康特·欧庭，他是西里西亚公爵，胖子波尔科第三的孙子。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冯·瓦尔德保，之后，有了三位瓦尔德保、一位克特里兹、两位波伦泽、十位奥斯登－萨根。威谦·卡尔·冯·科夫和艾伦诺·冯·德尔·奥斯登－萨根生了我祖母的祖父尼古拉，他在1812年6月12日的战斗中丧生。他的妻子，我祖母的祖母安托瓦内特·格劳恩，是作曲家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1701—1759）的孙女。

柏林

我的第一部俄语小说是1924年在柏林写的，这就是《玛丽》，俄语版为《玛申卡》。我的作品中第一部有译本的是《玛申卡》的德译本，名为Siekommt-kommtSie?，1928年由乌尔斯坦因公司出版。我后来的七部小说也都写于柏林，它们多少都以柏林作为背景。正是德国为我所有八部写于柏林的小说作出了贡献。当我1921年从英国移居德国时，我才略懂德语，那是1910年冬天我刚到柏林时学的，我和我的哥哥及一位俄国家庭教师一起去柏林，让一个美国牙医给我们治牙。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几年里，我通过阅读俄国文学（那是我的主课）来巩固我的俄语，另外就是大量地写俄语诗。搬到柏林时，我很担心因学讲流利的德语而疏远了我那宝贵的俄语。语言保护的工作并不太难，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侨民的圈子里，只能读到俄语的报纸、期刊和书籍。我唯一同本地语言的接触就是同一个又一个房东的交谈，以及日常必需的购物。我现在后悔没学好德语，这是一种文化角度的后悔。在文化层面上，我所做的只是在年轻时为一个俄国女低音歌手译过海涅的诗歌，那位女低音歌手觉得音乐性的重元音与她饱满的嗓音吻合，所以我就将德语Ichgrollenicht（我不低声说）译成Net，zlobynet，而没有采用不适宜歌唱的老译法：Yaneserzhus。后来，我读了歌德和卡夫卡的作品，也读荷马和贺拉斯。当然，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借助词典，读了许多德文的写蝴蝶的书。

美国

我在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儿我写了所有的英文小说。从幼儿阶段起，我说英语就和说俄语一样容易。在欧洲时，30年代除了翻译我的两本俄语作品，我还写了一部英语小说。语言虽然也许算不上情绪饱满，但转换却是经过推敲的。而作为艰辛经历的回报，我在美国创作的几首俄语诗歌，比在欧洲期间写的诗歌要好得多。

蝴蝶

我在鳞翅目昆虫学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只是在40年代的七八年的时间内，主要在哈佛大学做的，那时，我是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学专业的研究员。这包括一些管理方面的事情，但我的主要工作是依据雄性的生殖结构，对某种蓝色小蝴蝶进行分类。这些研究需要经常使用显微镜，而且每天六小时从事这项研究，我的视力受到了永久性伤害；但另一方面，在哈佛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几年仍然是成年后我生活中最快乐、最令人兴奋的岁月。夏天，我妻子和我常去落基山捉蝴蝶。在最近的十五年里，我在北美和欧洲收集蝴蝶，但没有发表任何有关蝴蝶的学术论文，因为写新的小说和翻译旧作花去了我太多的时间：比起日夜撕扯我的文学的鹰爪，一只雄性蝴蝶的小爪算不了什么。我在蒙特勒拥有的关于蝴蝶的图书实际上还没有我童年时期这方面的书多。

我是《新大陆》上许多关于蝴蝶品种和分支说明文字的作者和修订者。在这个领域，作者的名字以罗马字体附在他给这种蝴蝶取的名字（斜体）后面。几种蝴蝶和一种蛾子以我的名字命名，在此情况下，我的名字包括在对那种蝴蝶的说明文字之内，成了“纳博科维”（nabokovi），接着便是说明文字的作者的姓名。在南美，也有一种蝴蝶名为“纳博科维娅”（nabokovia）。我所有在美国的收藏品给了纽约、波士顿和伊萨卡的博物馆。我最近十年主要在瑞士和意大利收藏的蝴蝶还没有做成标本。它们仍然用纸包着，放在小号釉面信封内，这些信封存放在锡盒子里。最终，它们会被摊放在湿毛巾上，随后用大头针钉住，再把翅膀张开来，放在背景板上吹干，最后加上标签，摆在陈列柜的玻璃抽屉内，我希望它们被美丽的洛桑昆虫学博物馆收藏。

家庭

我总是什么书都读，现在也像我小时候一样，想到夜晚灯光照在床头的书堆上，这情景就是期待中的享受和整个白天的指路明灯。另外的乐趣便是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偶尔喝一杯红酒或来一罐啤酒、在草地上晒太阳、构思棋题。在家庭生活平静如水的漫长岁月——几乎有半个世纪了——中，偶尔也会有环境带来的困扰及对生活状态的厌倦。我的大部分作品献给了我的妻子，她的形象经常以某种神秘的手段被复制，像是我作品的内在镜像。

我们于1925年4月在柏林结婚，那时，我正在创作我的第一部俄语小说。我们生活贫困，她的父亲被毁了，我孀居的母亲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我妻子和我租住在西柏林的一套阴暗的房子里，那儿还住着一些德国军人的家属。我教网球和英语。九年后的1934年，在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我们唯一的儿子诞生了。30年代后期，我们移居法国。我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我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朗读拥有许多听众，但我的欧洲时期临近尾声：1940年5月，我们前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