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不是这样的,克莱提,不是这样的啊,你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因为你既要学习又要工作,因为你对自己的父亲、母亲来说是个有用的人,你比我好得多,好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而且你也比我更加有勇气,我亲爱的朋友。
校长
18日,星期五
克莱提今天早上可高兴了,因为他三年级的老师来协助监督月考了,他叫考提,是个身材魁梧的先生,头很大,长着大大的深色的眼睛,头发弯弯曲曲的,留着一大把黑色的胡须,说话的声音像极了加农炮。他总是威胁他们班的学生,说要把他们都撕碎,拎着他们的脖颈到警察那去。他还总是做出各种各样吓人的表情,但是却从来没惩罚过任何人,还总是躲在他那捧大胡子后面偷偷地微笑。
学校一共有八位男老师,除了考提,还有一个长得小小的,没有胡子的助教,他的长相就像是个孩子。五年级也有一个男老师,有些残疾,总是裹一条大大的羊毛围巾,因为他曾经在乡下做老师,那所学校很潮湿,连墙上都满是湿气,从那时起他便落下了病根。
除我班的泼伯尼老师以外,另一个四年级的男老师已经老了,头发几乎全都变白了,他曾经教过盲人班。
还有一个总是穿着挺讲究的男老师,带着一副眼镜,金黄色的胡子,别人都称他做“小律师”,因为他一边教书,一边研习法律,并且拿到了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在编写一本书,教别人如何写信呢。
教我们体育的也是位男老师,他是个相当英勇的人,据说曾经在加里波第将军手下当过兵,他的脖子上有一道伤疤,是在米拉措战役上被马刀刺中留下的。
最后一个就是校长了,他身材高大,秃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留着一把垂到胸前的花白胡子,他全身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衣扣常常紧紧地扣到下巴底下。他对我们非常慈爱。每当犯错的学生被叫到他办公室时,他们总是吓得发抖,以为要受责骂,但是他从来不责备他们,反而会拉起他们的手,告诉他们种种不可以这样做的原因,告诉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还要他们保证以后会改邪归正。他说话的方式是那么仁慈,声音那么轻柔,以至于那些学生走出办公室时眼睛都是红红的,哭得比受到了惩罚更加伤心。
可怜的校长啊!他每天总是最早出现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他在那里等待其他的老师陆续到来,还要花心思聆听各位家长的意见;当其他的老师都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还在学校的各处察看,是不是有淘气的孩子跌到了马车轮子底下,或者是在大街上倒立,把小脑袋瓜顶在地上,再或者是把他们的背包塞满了沙子和石块儿。每当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他突然出现在角落里,一大群学生们便四下奔逃,连铜币和弹球也来不及拿了,校长就伸出他的食指,远远地站在那里吓唬他们,却充满了一股悲伤、慈爱的气息。唉!还从没有人见他笑过呢。
我母亲说过,校长的儿子曾经在军队里服役,但却不幸牺牲了,他至今还保留着儿子的照片,就放在校长室的小桌子上,好让自己时常都能看得到。出了这件事以后,校长本来想离开这里,他准备了一份退休申请想递给市政府,但却一直没有把它送出去,而是一天一天地拖着,因为离开学校的学生们会让他无比地悲伤。
有一天,他看上去很犹豫,刚巧那时我父亲也在校长办公室里,和他在一起。父亲劝他说:“如果你离开这个学校,那将会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啊,校长阁下。”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校长室,想给一个男孩办入学登记,他刚刚更换了住址,要从别的学校转到我们学校。校长盯着他,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之情,他看了看这个男孩,又看了看他的小桌子上摆放的那张照片,再盯住他仔细地看。校长还特地把那男孩拉到他身边,让他站在自己的双腿中间,并抬起头来看着他,男孩的样子让校长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校长说道:“好吧!”他记下了男孩的名字。送走了男孩和他的父亲,校长陷入了沉思。“您就这么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父亲又劝慰他说。沉默了一会儿后,校长拿起了桌上那张退休申请书,把它撕成了两半,对我父亲说:“我要留下来。
士兵们
22日,星期二
校长的爱子牺牲时正在军队里当志愿兵,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盯着从街上经过的士兵们发呆。我们放学时,刚好看到一个步兵团从学校门口通过,我们五十多个男孩儿顿时撒开了欢儿,围着步兵团又唱又跳,还用尺子在背包和文具盒上敲打着节拍。我们聚集在街道旁,兴致勃勃地看着军队行军。加伦挤在他紧巴巴的衣服里面偷吃东西;那个穿着很讲究的男孩儿——总是穿着佛罗伦萨长羊绒的瓦提尼;普利考斯那个铁匠的儿子,就穿着他父亲那件夹克衫;卡拉布里亚的男孩和“小泥瓦匠”;还有那一头红发的克罗斯和面容阴冷的弗兰提;当然了,还有罗伯特,那个炮兵上尉的儿子,从马车下救出小孩子的男孩儿,他现在必须依靠拐杖走路。
这时,习惯使坏的弗兰提看到一名士兵正在一瘸一拐地朝他们走来,当着他的面便吃吃地笑了出来。突然,他立刻感到有一只男人的手搭在了自己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校长。“你可得小心点儿,”校长对他说道,“如果一名士兵正在队列里行进,而你却嘲笑他,可他此时既不能报复也不能回答,这就好像是你在侮辱一个被绑住了的人一样,是可鄙的行为。”弗兰提吓得赶紧跑掉了。士兵们都踢着正步向前行进,所有人都满脸是汗水和灰尘,但是他们的枪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校长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你们应该对士兵们感到亲切,孩子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保护者,如果明天就有别的国家威胁我国的安全,他们就可能会为我们而牺牲。他们也曾经是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小男孩儿啊,他们也要上学,在他们中间也有高尚和有风度的人,就和你们一样。他们从意大利的各地来到这里,看看吧,孩子们,看看你们能不能认出他们的脸来,西西里岛的人正在经过呢,接着是撒丁岛人,那不勒斯人,还有伦巴第族人。这是一只古老的步兵部队,曾经参加过一八四八年战争,士兵们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士兵了,但那面旗帜还是一样的。在你们出生前二十年,已经有多少人为了祖国而牺牲了,他们就牺牲在那面祖国的旗帜之下啊!”
“就在这儿,”加伦喊道。事实上,就在不远的地方,这面旗帜隐约可见,它就在那些士兵的头上迎风前行。
“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孩子们,”校长说道。“当三色旗经过时,把你们的手举到眉头上,向三色旗敬礼。”一名军官扛着那面旗帜,从我们面前走过,那面旗帜残破得很厉害,颜色也掉了,奖章就紧紧地贴在旗杆上面。我们一齐都把手举到了额头前,而那军官也看着我们微笑,向我们回敬了一个军礼。
“干得好,孩子们!”我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同学们都回过头去看,那是一个老人,他的纽扣孔里插着克里米亚战役的蓝色缎带,他是个领养老金的军官,“干得好!”他说道,“你们做了一件高尚的事情。”
与此同时,那个步兵团在考索大街的尽头转了一个弯,他们被一群男孩子紧紧包围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和嘹亮的军号一同谱写了一曲美妙的军歌。“干得好!”这个老军官一边盯着我们,一边又继续说,“一个人如果能在小时候尊重祖国的国旗,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也一定能为了保卫它的荣誉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