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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张学良：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

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这个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张群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个完人。

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李公朴称武训为“现代的圣人”。武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因其没有文化，外人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熊十力极少称许别人，但他对马一浮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马一浮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

钟开莱是数学天才，年轻时却受过林语堂影响。许多年后，钟已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他特为去香港看望林语堂——晚年的林语堂一度住港——钟看后大失所望，说他看到的林语堂“精华全失”。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陶孟和说丁文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张申府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说：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说张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的可快。”

徐悲鸿：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傅斯年说：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位理学大儒”。

罗家伦说：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