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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官很少说起他的儿子强尼，但他常常梦到强尼。也只有在梦里，那种回忆和渴望犹如不死鸟，让他的回忆活生生的。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就会怅然若失，心情糟透了。

法官大多数时间都是活在眼前的世界里，除了在睡觉之前沉浸在一些美好的白日梦里。他很少回忆当法官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可谓位高权重——甚至掌管着生杀大权。当然他的裁决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不借助祷告，他不会判处死刑。这倒不是因为他很虔诚，而是这样做似乎可以把自身的责任或多或少地推卸给上帝。即便如此，有时候他还是会犯错。他曾经以强奸罪判处一名二十岁的黑人死刑，而当这个黑人被处死之后，另一名黑人供认是他干的。但作为一名法官，他又能做什么呢？难道他要负全责吗？是陪审团认定他有罪不予宽大处理，他只是根据州法律和惯例判处。他怎么知道当那个男孩子不断地说“不是我”的时候他是说的真话呢？这种错误是可以让很多有良知的地方法官葬送了前程。法官也深感遗憾，可是他也不断地告诉自己那个孩子是由十二个正直的人组成的陪审团定的罪，他自己只是一个法律的工具而已。因此，不管误判多么严重，他也不能因之永远活在痛苦的阴影里。

黑人琼斯的案子则另当别论。他谋杀了一名白人男子奥西·利特，是属于正当防卫。白人的妻子是目击证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琼斯和奥西都是占垂农场的佃户，那地方和法官打猎的塞莱诺农场离得不远。奥西比妻子大二十岁，他也是一个兼职的牧师，在“圣罗勒”会所，当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可以用奇怪的语言说话。除此之外他是一个沉闷无聊的佃农，只会让他的农场荒芜。在他和比他小很多的妻子结婚之后，麻烦就开始了。他妻子一家来自杰赛普，那边的农场属于盆地，风沙把田地都破坏了。他们正穿过佐治亚州，开着一辆破车，希望去加州碰碰运气。路上就碰上了这位牧师，他们于是就逼着他们的女儿乔安嫁给奥西。这是一件非常简单，也不怎么体面的事情，在大萧条时期人们失去了希望，对未来都不抱幻想。当时女孩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性格还没有完全形成和显现出来。法官记得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开始还玩着怀里的娃娃，一个香烟盒子里放着娃娃的衣服，然后就自己生出个孩子来，还不到十三岁就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问题就来了，麻烦总是接踵而至。开始有谣言说这位年轻的妻子总是到隔壁的农场去看望黑人佃户，超过了正常交往。然后是比尔·占垂对奥西的懒惰忍无可忍，威胁要把他的农场收回转给琼斯。

法官拽过一条毯子盖住自己，夜晚非常冷了。至于后来他的英俊可爱的儿子强尼是怎么卷进这场黑人刺杀白人案件的，怎么和得过且过的牧师，还有他年幼的妻子搅在一起的呢？怎么牵连的？唉，到底是怎么牵连进去的？事情最后竟如此混乱不堪纠缠不清，竟致他最后失去了儿子！

是不是正当防卫都无济于事，这个黑人注定要判死刑，强尼一清二楚，这点他比谁都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一定坚持自己接手这个案子，这是一个必输无疑的结果。法官和儿子吵过也劝诫过。他想得到什么呢？注定失败的啊。但是奥西的案子让法官领悟了不仅让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受到伤害，这不只是一个初出茅庐律师的失败——而且还导致了心碎和死亡。但是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法官不禁大声呻吟。

除了必须判刑之外，他都会尽量不插手这案子的处理过程。他知道强尼陷入这案子太深，夜以继日地天天研究案情，查阅相关法律文件，好像为琼斯辩护就是替自己的同胞洗清冤情似的。强尼研究这个案件足足六个多月，法官一直责备自己，他应该知道的。但是他又怎么知道？他又不是会看透别人心思的人。在法院强尼和其他新手律师一样很紧张，这是他第一桩谋杀案子。当强尼要接手案子时法官就已经感到很难受，起先对他处理的方式很惊讶——的确是块烫手山芋。然而强尼很有口才，辩护有力，说出他相信的是事实。但是又怎么能单凭事实来影响十二人的陪审团呢？强尼的声音没有像其他庭审律师那样抑扬顿挫。他没有在有理的时候叫喊，也没有在被控告的地方故意含糊小声。他就那么安静地陈述，好像不是在法庭上——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说服十二人的陪审团相信呢？强尼说到司法公正的时候破了音。他简直就是给自己唱着死亡之歌。

法官想回忆点别的事情——想想妻子蜜西，然后进入梦乡。但是他最想见的人是杰斯特。人到了晚年，或者腿脚不灵便之后，往事一旦想起来就会无法摆脱。他想起曾在亚特兰大歌剧院首映式的时候包下一个包厢，这件令他得意的事都无法让他摆脱伤心往事。当时他邀请了他的哥哥[44]和嫂子，还有蜜西和蜜西的父亲来观看盛大演出。法官邀请的朋友把包厢都坐满了。第一个节目是“牧鹅女”，他还清晰地记得格拉汀·法拉[45]上台来的时候有两只鹅跟着她，就像她真的在赶着它们。那两只鹅“嘎嘎”叫着，蜜西的父亲，老布朗先生说：“这是我今天晚上听懂的第一首曲子。”当时蜜西羞得无地自容，而他却非常快乐。他曾听过德国人扯着脖子用德语唱[46]——就像这些嘎嘎叫的鹅——他坐在那里假装很懂音乐很有学问的样子。这些快乐的回忆，却仍然无法消除那些伤心的记忆。他又想起奥西的案子，那个女人，还有黑人琼斯——这让他无法安然入睡。他竭力不去想，可是做不到。

到底什么时候杰斯特才回家？他从没对这孩子严厉过。没错，在餐厅的壁炉架上有一个桃木鞭子插在一个花瓶里，但是他从来没在杰斯特身上用过。有一次强尼切面包的时候把面包扔向仆人和他的父母，法官气坏了，拿起那根桃木鞭子，把年幼的儿子拖进书房，在家里人一片大呼小叫声中，给儿子裸露、跳着的腿上抽了两三鞭子。自那以后，鞭子就再没动过，一直放在壁炉上的花瓶里，阴森森的。但《圣经》里说过“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溺爱他[47]”。如果他自己多用几次这鞭子，是不是强尼会仍然活在世上？他并不十分相信，但也真想知道。强尼就是太有激情了，但并不是他能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那种激情——那是一种军人的激情，一种南方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反抗黑人和外来入侵者的激情——反正这种激情让他和其他米兰人看上去是很奇怪的一种情绪。

就像一支单调冗长的曲子一直在发烧的脑子里转悠，这件事法官挥之不去。他在床上翻动庞大的身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杰斯特什么时候回来？都这么晚了。但当他打开灯看时间，还不到九点。那么杰斯特出去还不算太晚。在壁炉台钟的左边放着强尼的照片。强尼那张年轻的脸上充满活力，又带着迷茫，此时在灯光下似乎像盛开的鲜花。强尼的左下巴那里有一块胎记，这点小缺陷更衬出他的英俊。当法官意识到这点时，他的心更是几乎要碎了。

虽然每次看到强尼这块胎记法官心头都会有悲痛袭来，但他仍然无法为儿子落泪。在他的情绪里仍怀着一股怨恨——这种怨恨因为杰斯特的出生有所减弱，随着时间也变得柔和了许多，但是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就好像儿子欺骗了他，剥夺了他的亲情，那种温情和不忠像贼一样偷走了他的心。如果强尼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死，比如死于癌症或者白血病之类的——法官对马龙的病情知道得其实比他说出来的还多——那么他就会悲伤得非常纯粹，也会大哭一场。但是自杀就像一种故意的泄愤行为，法官是憎恶的。照片上强尼淡淡的微笑和那块小小的胎记映衬着他发光的脸。法官把被他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被子叠好，然后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用右手平衡身子，慢慢走到壁炉旁。他把强尼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一个衣橱抽屉，然后又慢慢回到床上躺下。

圣诞节的钟声敲响了。而对法官来说，圣诞节是一个最悲伤的日子。那些快乐的钟声，对世界宣告的喜乐……对他是那么悲哀，让他倍感被丢弃和孤单。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要下大雨了吗？即使强尼是被闪电击中的也好。但死亡可不是他能选择的。无论生还是死，人都无法选择。只有自杀可以选择，那是一种对短暂生命的蔑视，走向虚空又虚空的坟墓。又是一道闪电，接着是隆隆的雷声。

的确，他几乎没用过那根桃木鞭子。但是当强尼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劝诫过他。法官担心强尼会去仰慕布尔什维克主义，仰慕撒母耳·雷柏维兹[48]或者那些激进主义。他总安慰自己说强尼还年轻，还是佐治亚大学橄榄球队打四分卫的球员，那种年轻人的狂热和不着边际的想法会很快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消退。没错，强尼的青年时代和法官自己的不同，法官年轻的时候热衷的是华尔兹，唱歌跳舞，他在花枝城风流倜傥，向蜜西小姐求爱并获得了她的芳心。他只能对自己说这“南边的卡西乌有着消瘦和饥饿的目光，他心机太重，这种人是危险的[49]”——但是他也并没有想太多，因为他再怎么胡乱做美梦，也不会想到强尼会牵扯到什么危险中去。

当强尼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年，他曾大声告诉儿子：“强尼，我常常注意到，一个人如果和注定失败的人牵扯太多，那他就很容易自己倒霉。”

强尼只是耸耸肩膀。

“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是一个穷小子。不像你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看到强尼不自在的表情在脸上掠过，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我一开始就避开那种在法庭上施舍给穷律师的小案子，我的业务逐渐多起来，不久就可以为一些有很大经济回馈的案子辩护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声望总是我首要考虑的条件。”

“我不是那样的律师。”强尼说。

“我不是要劝你模仿我，”法官违心地说，“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从不接受欺骗的案子。我知道一个客户撒谎的案子，我就绝对不会插手。我对这个有第六感。记得那个杀了妻子的人吗，在一个乡村高尔夫球场，他用一个5号铁头球杆把妻子打死的案子？这个案子费用很可观，但是我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