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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第1页）

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一打击“越级上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乾隆心情不错。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色笼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大驾突然停了下来，前面传来了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浓重的豫西话因为紧张更加难以听懂。费了老大劲，皇帝才听明白，原来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分别叫张钦和艾鹤年。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壮着胆来告御状。

乾隆的眉头锁了起来。怎么又是夏邑？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逭。

对于彭家屏的举报，乾隆并不很相信。因为第一，图勒炳阿因为精明而听话，一直颇为乾隆赏识。第二，按照朝廷纲纪，退休在家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过高官而干预地方公务。彭家屏的行为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讨厌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员拉帮结伙搞朋党，而彭家屏却很喜欢搞这一套。在雍正年间，他有过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攻击李卫政敌鄂尔泰的不光彩历史，所以乾隆对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后来说：“且彭家屏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朕因此深薄其为人。”（《乾隆朝东华录》）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借机夸大其词，进行倾陷。作为皇帝，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镇定，似乎心里十分有底。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处理。所以，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实地查勘灾情，然后共同向他汇报。

与此同时，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

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

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一幕。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的出现，让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所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但古往今来，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他一纸批文，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一问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

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冷峻。

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利用这次旱灾，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

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皇帝也分明预感到，大清王朝危机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史记·平准书》载：

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都城）鄙（边远地方）廪（粮仓）庾（露天谷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穿钱的绳子）朽而不可校。太仓（京师的大仓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雄马）字牝（母马）者傧（排斥）而不得聚会（当时人皆乘雄马，有雌马杂处其间，便互相踢咬，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

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兴国县志》载，乾隆年间，陕西许多农民“每岁必卖食买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为什么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