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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采闲闯龅母遄印?br>

我一向把工厂看成是人间地狱，地狱里当然没有什么多情温柔，多的是为虎作伥的小鬼和吃人不吐骨头的阎王，那些打工妹一个个月经失调两眼惺忪眼角含屎，脾气火爆骂起人来比直接拿把刀割你还要狠毒十分。睡在铁架床上我梦到我跟如花的女孩坐到麦子田里说说笑笑，辗转于东莞厚街镇工业区铁架床上的那些日子，我没像其它打工仔一样跟着老乡跑到街上溜冰场打架斗殴无事生非收票子抠妹子挨刀子。南方有无数秘密，我有幸也拥有了一个，静静开在我即将远去的青春最深处的那片湖泊。

某年某月某日我鼓起勇气来到广州，目标很单纯，一是我爱上了某打工杂志一女编辑，二是我也想做个编辑。我曾看到《读者》上说金山软件公司的创始人求伯君当初跑到深圳也是为了一个女孩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到了广州后却发现那女孩名花有主，我没想到运气如此之差。

因为一时进不了打工杂志，我只好稍微调整了一下人生的航向，不久进了一家广告公司。我在那里拿了两个月的工资，为此我也感觉心里很惭愧。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做的那点事凭啥去领那2K人民币，我来广州是做编辑来的，不是做什么狗屁文案的，老实说我以前在家乡只晓得办红白喜事时要请的“红案白案”（伙夫），现在才晓得这世上还有个“文案”。正在我怨恨自己命不好时接到了一个湖南小书商的电话。

我立马就跑过去了，一去就被任命为主编。

我这只瘌蛤蟆虽然从工业区跳到写字楼没能吃到天鹅肉，但是也能像单恋过的那个美丽女孩一样坐在这里看看这篇改改那篇了，这确实是件很舒畅的事情。我还为此写了一篇卷首语发在杂志上，企图鼓励那些还在流水线上流血流汗的哥们姐们向我学习，我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把自己“想象”到了这座日思夜想的城市，当然这于我做的梦而言，还是打了点折扣的，因为到了广州后我发现梦里再见不到那个女孩了。

2001年的夏天不是一般的热，热得要命。我上班很勤快，每天八点钟不到就跑过去了。

除了我外，编辑部没有第二个编辑，我这个光杆司令当然只有自己领导自己。如果硬说有个下属的话，那就是排版员徐艳。但我这个小老乡并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按我的想法排版，搞得我很恼火，几次跟老板进言要求炒掉她，理由之一就是她打字太慢而且竟然还用拼音。“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板说现在八百块钱一个月的排版员很难找的，说如果我能帮他找到八百块钱一个月的来，哪怕是他表妹，他也马上让她走人。

这种打工杂志那当然是办给珠三角打工族看的，打的是湖南某地文联刊物的牌子，在广东这类杂志很多，上面的主编实际上住在内地的某个城市的文联大院的，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对付一下到了月尾领来办公室领下工资。所谓的“执行主编”也就是承包商，每个月把承包费或者叫管理费什么的汇过去就万事大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家文联根本就没有跟我老板合作，他招呼都没打一个就把人家的刊名拿过来用了，所以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生怕新闻出版局来查，一个月不到就搬了两次办公室。我当然也有一种顶风作案的感觉。后来安慰自己：只要老板给作者开稿费，用原创稿，其它的都是小事，刊号不刊号的无所谓，有刊号的不一定就是好东西，况且这年头有多少东西是合理又合法的呢？老板在天河一个邮局开了一个信箱，每天都骑着摩托车亲自去取，风雨无阻，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勤快老板，后来才想通他是不放心别人，凡是比较厚的像有可能装钱的他都剪开看过，因为确实有些读者嫌麻烦，就在信封时装点钱过来邮购杂志和发布征友信息。每天都会递给我一大扎用细麻绳扎着的信件。我拆开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判官样的，手里边的这只笔一下子变得重了起来。以前觉得稿子能印到杂志上是很神圣的事情，现在这种神圣的事情由我来做，这种感觉当然就不错。

我租住在猎德村，对，就在珠江旁边，这里小桥流水人家，河涌两边都是荔枝芒果之类长得青枝绿叶都很婆娑的树，每天一些闲汉三姑六婆什么的坐在河边的石椅子上玩牌聊天晒太阳，很有点清明河上图的意思，让人感到有点不爽的是河水，基本上不用加工就可以直接当墨汁练书法了。老板一天到晚催我搬到保利花园跟他住到一起去，说这样上班方便。但我不想过去。猎德村有很多自由文人。里面有打工记者，流浪作家。他们以猎德为家，做着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美梦。很多如我一样的打工仔白天在宽敞明亮的高层写字楼里鲜衣华服对着电脑发呆，晚上则回到斗室小窝，躺在来回七八步都走不到的小单间洗下手脚爬上单人床上做个遥远而不太真实的美梦。初来广州的人，站在大街上，你绝对不会是想象不到这光鲜大街后面的风景的，就像面对一个风情万种衣着光鲜的女人，你一般不会联想到她身上的梅毒淋病和暗疮。城中村里面大部分绝对是外省来广州淘金寻梦的人。他们如工蜂一样，每天不知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里基本上没有一间屋子的产权是属于他们的。说得白点就是城市贫民窟。里面没有任何规划布局。走进广州任何一个城中村，如一座迷宫，鸡肠小巷深不见底，阴暗潮湿，这里没有一道干净的墙，没有一面明亮的窗，几乎每条巷子都是一线天，两边是四五层的民房，乱蓬蓬地挤在一起，一股霉气终年飘荡在每一个在里面行走的人的鼻孔里。

以前我以为只要杂志卖钱老板就赚到钱了，现在才发现老板把赚钱的希望主要放在广告上。老板自己不拉广告，他把拉广告的任务都交给了跟他一起租办公室的孙武。老板一天到晚的主要工作就是放在跟孙小武讨要广告费上面。老板曾跟我说他只要拿着每期杂志的封面上的美女跟标题给孙小武看看，就能从他那里搞到钱了。以前我以为只要杂志卖钱老板就赚到钱了，现在才发现老板把赚钱的希望主要放在广告上。江西佬的公司实际就是一广告拉P团，他手下一帮子全是他一个村的小姑舅子什么的，他们拉来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各种江湖游医发布的医疗广告，乙肝祖传良方性病专科门诊增高赌术秘诀什么的，这些广告十个有九个是骗人钱财的。不过孙小武现在明显是发达了，有车有房，他吹嘘说前两年拉P顺畅的时候，“老子一个人拉的广告就可以养活好几家*报刊杂志！”

我每天坐在里面努力地看稿校稿，作出一副勤奋工作的样子来，看得我头晕脑胀，没事时就翻他书架上的那些新书看，古今中外，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简体的繁体的正版的盗版的白的黄的黑的红的，还有《壹周刊》《东周刊》《知音》《家庭》之类的合订本，只是不知为什么每本的内页都被人撕得七零八落的。没过多久老板买回了很多名刊的新合订本，要我直接从上命扒搞。并且要我扒的时候讲点“技术性”，就是对标题内容稍加改编一下，不要全盘照抄。我说：“老板，这不太好吧。”老板说：“现在广州的搞杂志的哪个不是这样？我又不是冤大头，为什么要出那笔稿费？”

老板基本每天都要来一趟，他不坐班，主要是在外头跑，我也不晓得他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我每天看见他要叫他“杨总”，他叫我“主编“，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把对方当*叫的。杂志出来后老板拿着杂志胀红着一张酒精四溢的脸跟我讲：“老大，我发现了好多错别字。”　老板用铅笔在那些错别字上都打了个圆框，煞有介事地进行了更正，这让我当场就面红耳赤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水平也就这个样哦，一个月给你1200块钱是对得起你的。”

多年后，走过五羊新城一个个书报摊，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打工杂志铜版纸封面上脉脉含情望着我的一双双眼睛，一副烟雨红尘的样子蛮美丽。我一度以为那些眼睛里的含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后来我觉得那不可能，她们又不认识我，凭什么要对着我笑？我们总是这样容易相信那些美丽杂志，以为诺言总是从这上面来，其实都是怎么舒服怎么写罢了，总之把你搞得感受动了就达到目的了，你一感动就要买它们。然后被骗进这个行当的。当然，你要说我喜欢，那也说得过去，可是，为什么我这颗漂泊的心依然无处靠岸？

作为一打工编辑，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你是把读者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作者放在第一位？你是把作者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作品放在第一位？你是为读者编稿还是为作者编稿？一些被包养的杂志总是抱怨自己就这样被读者抛弃，风光不再，如前清遗老一样牢骚满腹，他们总忘记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就没人喜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心里装着的是政治导向切身利益人情世故，惟独没有读者。我喜欢所有为打工族写稿的朋友，他们的作品里有真性真情，当然我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喜欢。他们是缀在南方这块巨大天鹅绒上的闪亮星星，用自己的心灵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用真诚热烈的文字感动着我们这些异乡天空下无数寂寞疲倦无助的心灵，相依相偎，一起走过这苦闷人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做个有愧的新闻人

常常听到一些同行们在大会上宣誓状：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的新闻事业。

党的新闻事业是什么事业？

我想地球人都知道。

我只知道，无愧于党新闻事业的人，都往往面临一个难道，也就是逯军副局长的诘问：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如果你一辈子干下来，能无愧于党的新闻事业。

那很有可能，会有愧于人民。

坏人和坏人也不一样，这世上有很多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事，只到进了地狱，他还能做到问心无愧义正辞严，坦然自若放声大笑，魔鬼在他们的笑声中也被弄得信仰动摇。俺们国家有太我以无冕之王王爷喉舌自居的“人民新闻工作者”了，少民工一个大局也很稳定。

有些仁兄写的时评是典型的太监时评，言不及义，说了半天都不到点子上，前打后抓，毫无任何洞察力可言，被看的人笑是必然的，酸腐如前清遗老。写一辈子这样的时评，到老不惭愧，我也没办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呼吸税”背后的官家思维

最近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此言一经媒体刊出，网友表示不能接受，三皇五帝到如今，几千年了，老百姓呼气吸气也要交税了吗？

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全球包括中国人在内都公认的事实了，老百姓都对黑江黑河污水横流荒山秃岭黄沙遮天已经是深恶痛绝怨声载道了，可为什么一说要市民为了保护环境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大家就一致地表示反对呢？这和民众对于一些地方政府颁布禁塑令的反应好像有较大的出入，我想这可能就是蒋院士感到委屈的地方。

其实问题很简单，冤有头债有主，中国的环境治理走到了今天，到底谁该负主要责任？谁该为今天的环境困局买单？难道主要是因为老百姓的呼吸造成的？我想主要原因地球人都知道。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交了这笔“呼吸费”，在现有的环保体制下，也是一笔冤大头费，交了也是白交，其作用还比不上小摊贩给黑社会交点保护费有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自己的家园一天天被污染被伤害，大众一直在抗争，可是却架不住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政绩，各类企业或利益集团们对于利润近乎疯狂的追求和攫取。在保护家园的话语权和监督权上，大众一直处于缺位甚至被迫失语的状态。

面对频繁爆发的环境灾害，我们看到抗争的身影往往不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而总是步履艰难处于弱势的民间环保工作者和无名老百姓，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收取了一定的“环境保护费”后，往往充当了制排污者保护神甚至于打手的角色。

被当地村民誉为太湖卫士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吴立洪因多次向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举报当地企业非法排污以及环保部门不作为，在与浙江省环保人士陈法庆共同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渎职行为时，被警方羁押。

与之相对应的是，据吴立洪提供的数据显示，宜兴市1600多家化工企业，几年来各方媒体以“几十万鱼神秘死亡”、“8万人整整1年没水喝”等标题报道该地区污染情况。然而，2006年10月27日，国家环保总局仍授予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一直到太湖蓝藻疯狂爆发，沿湖数百万人民守着母亲湖无水可喝。太湖治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有关部门的零点行动到现在为止，近十年的努力取得今天的这种辉煌“成就”，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云南昆明市的昆明湖治理，多年来，已经投入了近50亿，可是面临的却是越治越污的尴尬局面。

2007超过5000民厦门市民散步，2008年1月，上海市民以同样温和的方式抗议磁悬浮电磁污染，这一切都是何等的小心翼翼温良谦让，即使这样，还生怕惹怒了地方权力部门和资本大佬们，生怕他们说“不”。

作为世界上财政实力最强大的政府，真的缺这20元钱吗？有钱固然好办事，但对于中国环境治理来说，最根本的却并非是钱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当环境被伤害时，作为最有力的监督者——民众的态度，往往处于被假装看不见的状态。大多数时候，地方政府及相关的环境主管部门在收取了一定的所谓“环境保护费”后，对那一根根排污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笔者所在家乡的父母官们在招商引资时，为了仕途的顺畅，对于所有重污染企业来者不拒，这些自以为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经营城市者，只要自己加官进爵日进斗金，哪管他身后洪水滔天？

河水一天天在变黑，头顶上空的星星一天天在变得模糊，空气一天天变得浑浊，这些致命的生存威胁，是老百姓的呼吸造成的吗？为了满足官员老板们口中的那点经济成就，大众已经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现在，却还要他们为自己每月呼吸的那点二氧化碳上交一笔呼吸费。按院士的提议，鱼类鸟类飞禽走兽，这个国度一切濒临灭绝的动物从今天起，都应该交费了。

笔者以为，生态基金应该设立，但买单的不应该是老百姓。所有造成这一切的中外企业老板和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每月为所在城市的市民发放20元的生态赔偿费，才算是往正义和公平的边上挨了一点边。蒋院士如果能在这次由官方主办的城市森林论坛按着自己的良心想想，也不至于说出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话儿。

只是，面对我们因被迫呼吸废气而一天天变黑的肺部，我们要这20元钱又有何用？

今年早些时候，国家林业部官员曾发出全国老百姓按人头每年交20元的义务植树费的呼吁，现在蒋院士又发出20元呼吸费的呼吁，看似伟大正确，其实他们的思维还停在“人民XX人民办”（实际上是“人民XX政府说了算”）的官家思维方式上面。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