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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上奏《东征策》之日，朝鲜国王李熙向北京寄来咨文。职掌藩属诸国事务的是礼部，所以朝鲜同清廷来往公文，必须采取请礼部“转奏”的形式，这就是咨文。

八月十六日朝鲜国王的咨文有两件。

一件是对平定乱党的致谢，一件是恳请放归生父大院君。

对于后者，清政府方面的回答是“着毋庸议”。

因为大院君罪过深重，释放归国的问题不值得研究，但鉴于朝鲜国王思念之情，允其每年派人前来慰问。

另外，关于“壬午军乱”，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多记为“东学党事件”。当然，掀起暴乱的士兵当中也许有些人与东学党有关系。但那次暴动并不是东学党发动的。“乱党”即东学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东学党，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性的攘夷党。

19世纪后半期，朝鲜停止锁国，较晚地开始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天主教也在朝鲜传播开来。不久，朝鲜人怀疑天主教是否担负着西欧侵略别国的先锋角色。而且，展现在朝鲜人面前的现实是，不可动摇的宗主国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英国，又接连不断地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大清帝国败给了西欧国家？

果真光依靠武力就能决定胜负吗？不，绝不是。——这就是庆州的没落士族崔济愚的看法。他的结论是：西欧的强大，在于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做背景。那么，要使朝鲜走上富强之路，需要使宗教有这种力量，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宗教。从前的儒教、佛教、道教等，都没有这种力量。

西学，是西欧强大的源泉，它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信仰的，必须用东学与之相对抗。想到此，崔济愚在儒、佛、道三教之外，参照天主教的教义，在朝鲜传统的黄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宗教。

东学应运而生了。

“只要喝了护符的烧灰，即可得到富贵长寿。”它含有现世的迷信，又有反对门阀、主从关系和嫡庶差别等进步的一面。东学以社会贫困所造成的不安为背景，广泛地流行开来，尤其在下层社会里传播较快。崔济愚终因“以邪教惑民”被处死。然而，迫害常会使宗教强大。崔济愚死于“壬午军乱”前二十年的1864年。第二世教主崔时亨进一步把东学的教义系统化。东学在镇压之下缓慢而稳步地发展。

东学发展在社会的底层，所以掀起“壬午军乱”的士卒当中有很多东学信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能认为东学作为一个组织领导了这次暴乱。东学作为一个组织发挥力量，还需要十年以上的岁月。

“壬午军乱”以后，依据条约，日本在一年之内可以派兵驻扎朝鲜。清政府留庆军原地驻守。朝鲜允许两国驻军，此后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朝鲜国内亲清派和亲日派的派系之争激烈化，也是很自然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安，正好给东学以可乘之机。

中、日以朝鲜为舞台争夺霸权，而朝鲜也想乘机摆布两国。例如，朝鲜企图在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内部造成混乱。

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即庆军，如果团结一致的话，肯定会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如果庆军内部经常发生龃龉，那么，朝鲜就可以减轻身上的重压。

朝鲜的要人们，如前所述，迂而不愚。历史教给了他们作为弱小者的生存之道。

朝鲜当局为什么重视乳臭未干的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当然，袁世凯确实有才干，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例如，朝鲜国王想委托袁世凯训练朝鲜军，因为朝鲜当局早就看出，被提拔为同知的袁世凯在庆军内部受到众人的嫉妒。朝鲜越重用袁世凯，这种嫉妒就会越激烈，庆军的步调必将日趋紊乱，而朝鲜则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幸运儿，才二十四岁就得到如此优遇，难怪他要误认为都是靠自己的才干了。于是，飘飘然，目空一切，对于他的业师张謇，昔时称“老师”，及至当了同知，称呼也改变了。在书信之中，原先称张謇为“夫子大人”，现在则改称“仁兄”。

袁世凯在“壬午军乱”后驻留朝鲜十二年。后来他玩弄权术的诸多手段，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