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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将从前的“先派后咨”改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

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

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

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向美国派遣外交官，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而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面的事了。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头衔，由“全权公使”（Plenipotentiary）改为“常驻公使”（MinisterResident），即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争得“全权公使”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儿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公使，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公使”，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前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执行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中国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会前来中国公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