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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回去就写它……”

她比赵丹小十岁。黄宗英说：“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时潮激荡中演化出种种情节，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其实，一生中迂回跌宕最出戏的情节，也不过是难为赵丹妻。”黄宗英1946年开始拍电影，翌年与赵丹相遇，1948年结婚。她所以爱上赵丹，“主要是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风霜、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艺术家。他敏锐的正义感注定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一幅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没想到这幅挽联终成谶语。既然，我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不过，我的一生也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二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不仅仅是陪斗了。为此，哥哥（黄宗江）弟弟（黄宗洛）曾围坐一起叹息掉泪，哥哥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只愁小妹（指黄宗英）了……”了解黄宗英的都说她的命苦，而她自己说：“认识了黑暗也是一种幸福。”这是她从不寻常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生体会。黄宗英说，在赵丹不得志时，她陪着他，在他好过时，就干自己的事。“他到广西画画，我写《闻一多》，为他写《闻一多》。我从来就不是贤妻良母，我有自己的事业。”那几天，黄宗英时而激动时而平静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在西藏，黄宗英真的写了遗书。她被那一个研究牦牛的，和两个研究草原的，深深地感动了；冰天雪地，她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司机。阳坡长树，阴坡也长树。这不是童话。在黄宗英讲述那些平常而又奇特的故事时，我在想：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怕死，是对生的追求，对光明和爱的向往；这种心态，在特殊环境下，便会转换成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我想，中国不仅需要徐凤翔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像黄宗英这样的作家。

在成都，最有趣的是我生日那天，我们同游离成都不远的新都，在建于东汉年间的宝光寺罗汉堂里，在五百个或坐或立或胖或瘦或笑容可掬或横眉立目的形态神情各异的罗汉中，各自寻找自己的形象。自然，黄宗英无法找到“自己”，周良沛、徐静、秦川（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和我，也没有找到“自己”。之后，大家与一位美丽的玉雕菩萨合影留念。在菩萨面前照相，也许是为了一个追求。追求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尊盘腿而坐约1米2高的玲珑剔透的大玉佛，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善、最真、最美、最具有人情味的艺术品，她那呼之欲出的美丽动人，令人倾倒。关于这躯大玉佛，四川省遂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曾伯融先生对我说：“佛教世界是分四个等级：佛…菩萨…阿罗汉…在世僧人。判定神的世界里的前三者，是服饰、发式等标志。菩萨带有饰物的法帽或留长发，佛则顶呈螺髻，阿罗汉一般是光着头。这躯玉佛的由来有个小掌故：清末，遂宁广德寺的著名事务僧清福，为寻求佛学知识与佛教精神，艰苦卓绝地遍历国内佛教胜迹，后又跨出国门，到佛教历史悠久的缅甸，在那里晋谒了缅王，并得其思准，在那里雕制了十躯大玉佛和数十躯小玉佛，历尽艰辛于宣统三年（1911年）运回遂宁。广德寺虽属西南数省名寺，但亦不能尽奉大小玉佛。清福出于广种福田的心愿，除本寺只留一躯大玉佛和几躯小玉佛外，其余大小玉佛尽送海内名寺。我们四川峨嵋佛寺与宝光寺均得馈赠。宝光寺迎有二躯大玉佛，玉佛形象端庄秀雅，甚富魅力，实为珍贵的宗教艺术品。”这番介绍，使我受益匪浅，也更令我敬爱那躯玉佛。多少年了，我一直还想念着那尊美丽的玉佛，也还时常惦记她的安全。

出了宝光寺的大门，对面二十多米外，那座像九龙壁一样的影背墙上，有个很大的“福”字。从寺里出来的人，几乎都要蒙上双眼，向前走，直奔“福”字，到了墙根，再用手摸，这叫“摸福”。据说谁要是摸到“福”，会一生都走好运。人们对命运本来就是有的信有的疑有的半信半疑，不过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要试试自己的运气。但那些对命运深信不疑者，往往是却步不前，不敢去摸，很怕摸不到好结果。我是第一个勇敢面对“现实”的，但我的成绩最坏，因为我的判断离“福”字最远。他们的成绩比我好，不过也没有真正拥有“福”。

黄宗英最为我遗憾。她觉得生日我该得福。为了弥补这种不该有的“失落”，他们决定到成都最好的一家“四川小吃”为我“祝寿”。在“成都小吃店”，大约吃了四五十道“小吃”，大家不停地将好吃的夹给我，说是多吃不仅可以多“福”，而且才可以长寿。席间，黄宗英送我一个从西藏带来的洁白而玲珑的细草编篓，小篓里放着一枚芳香四溢的木瓜。然后，又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摸福”和生日留下一首这样的诗：

宗英记纯德摸福

老阎同志：

诗人不写诗章，更令我为难；

叫我写点什么？为你的寿诞。

恰今朝锦江畔，

同访杨升庵，

弄不懂他为什么与土地相揖？

闹不清他缘何又与福字毗连？

闭着眼，

福——，究竟在哪边？

睁着眼，

福——，本在咫尺门！

一个福字，天地人寰，

千种解释，万种心愿。

既然来到这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