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陶唐用电话把吕绮叫了来。
“昨天周鸿友召见我了,好大的官威啊。”说这话时,陶唐一脸的不高兴。
“是公司搬迁的事吗?”吕绮准确地猜出了缘由。
“正确。对于搬迁,公司有没有正式明确承办单位?”
“政研室。宋总曾指定政研室研究搬迁问题,有没有结果不知道。至少在我的层面没有听说,更没有开过会。”经历了最初的激动和迷惘,吕绮现在可以“冷静”面对陶唐了。但陶唐的心理仍然令她迷惑,或者说她更猜不到陶唐的心思了。她的感觉是,相比初见面,他更加陌生了。
“政研室……”陶唐沉吟着,“对于这位盛主任,你给什么评价?”
吕绮心里一动,“这个……不应该问我。”她曾在陶唐面前评价过盛广运,那时她似乎无所顾忌,为什么现在变了?
“吕绮,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下班的铃声已经响起,陶唐似乎来了兴致。
“我不知道。”
“告诉你吧,是孤独。”陶唐落寞地笑笑,“高处不胜寒有些自大了,但真有这种感觉。当你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时,就会有这种感觉。哦,下班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的话,我们就聊几分钟吧。”
吕绮点点头,随即问,“那你呢?你吃饭怎么办?”
“好办。你是哪年入党的?”
“简直是莫名其妙!”吕绮看着陶唐,许久才说,“2oo1年……”
“我比你早。我是96年。常看党章吗?”
“你怎么了?”吕绮莫名其妙。
“我常看,真的。你现在有面对神经病的感觉,对吧?”陶唐微笑道。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常看党章的。”吕绮老实回答。
“党性即良心。党章不止是党的章程,也是做人的准则。党员温习党章被视为精神病,要么是社会病了,要么是党病了。既然是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其党章的影响力应当是惊人的,它应当像论语一样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每天遇见的大多数是党员,你应该也一样,计划部有多少人?党员比例是多少?”
“33人,正式党员24人,预备1人。”
陶唐叹口气,“是啊,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党员与群众的差别。话题扯远了,吕绮,我一直当你是好朋友,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你说的,既会影响我的判断,也不会影响我的判断。”
“我觉得盛主任水平挺高的。”
“就是说,才是有的,德不敢保。”
“你认为德的最低标准是什么?”
“忠于企业。”
“那我认为盛主任是可以信任的。为什么不说忠于你?”
“当我忠于企业的时候,他忠于企业就不会不忠于我。”
“凭什么说你忠于企业?”
“问的好。主观上讲,在于内心。但这没人知道。我想宋悦和杨文欢也不可能公然说他们背叛企业。但客观总是可以检验的,即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不一致,总会有相对公正的结论,哪怕会等好几年。记得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厂里有个陈书记吧?我爸总背后喊人家陈大肚子……”
吕绮点点头,“记得。我爸对他的评价很高的。”
“陈书记把自来水引进了每家每户,他还给平房引进了暖气。我妈总记得陈厂长的好。这就是口碑。不过,陈厂长办的是民生工程,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还有一位吕厂长,是你的本家呢,在位没有给职工长过一次工资,勒紧裤带上了变箱生产线,新建了三座大工房,买了几百台设备,甚至上了炼钢炉。现在那座年产八千吨的炉子还杵在那儿……前两天我要了厂志看,对吕厂长的记载很简略,我认为不太公平……在我看来,吕厂长对红星的贡献不比陈书记小。但老百姓不一定这样认为。我的经验,职工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却不易共担改革的成本。我在盛东干了44个月,据说现在骂我的仍不在少数,无所谓,我问心无愧。当我翻阅党章时我真的想,我是不是没有按照党章做?结论是没有。所以我就理直气壮,自命不凡。竟然与调查组大吵一架……哈哈。”
吕绮吃了一惊,“真的调查你了?”
“不被调查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你受得住受不住调查。没有的事终归是没有,实名举报也未必是真实的。悲哀在于不对等,就算是诬告又能如何?你听说哪个人因诬告被法律追究吗?至少我没见过。”
吕绮不知道陶唐究竟要讲什么,抑或他只是对自己牢骚?所以她没有接话,谈话就沉寂了。
陶唐翻了下电话本,用座机给盛广运拨了个电话。在等盛广运来的时候,陶唐说,“就职责而言,这件事不应该是政研室管,而应该归你们运作。之前你们有过相关的研究吗?”
“没有。”
“要启动研究。这是真正的长远规划,从政策到现实,都要认真研究。我会给刘新军交代,你不用为难。这件事可能不是你分管的,我想听听你的研究结果,不用用详细的数据说话,就是从直觉或者宏观上判断那么一下,搬家,或者叫战略重组,对我们有利在哪儿,不利在哪儿?”
“我怕是做不了这个。因为层次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