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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嘱连吃了三个月，居然伤寒病也就痊愈了①！

这可能是由于“豆腐乳卤加稀饭”使饮食清淡而干净，止住腹泻，消除了高烧。

不过，这“豆腐乳卤加稀饭”并非万应灵丹。几年后，钱学森的母亲也得了伤寒，如此这般治理，却不治身亡。当然，这主要可能还是因为钱学森年轻，体质本来就不错。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是却留下了病根。那位中医没有办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②

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症。在钱学森晚年，仍坚持每日练气功。

钱学森虽然康复了，但是这场大病耽误了时间，使一向用功的他不得不暂时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

钱学森在父母陪伴下，常去风光旑旎的西子湖畔漫步。绿柳拂面，轻舟荡漾，人在湖畔，宛如画中。父亲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掌握了山水国画的技巧。钱学森对父母说：“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后来，在交通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所在的1934年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的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除了作画，钱学森在休养中还以音乐为友。

宋朝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传诵一时：“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他的原意是讽刺南宋小朝廷赵构逃到江南，只求苟且偏安，不思收复中原失地。不过诗中这句“西湖歌舞”倒是道出杭州深厚的音乐、舞蹈底蕴。出身杭州豪门的钱学森，也有几许音乐细胞，尤爱吹奏圆号。1932年11月16日《交大三日刊》（第218期）报道，由袁炳南同学筹备组织，本校管弦乐队已正式成立，聘请德国人为指导，每周二、四下午四时在音乐室练习，预定12月公演。11名乐队成员及准备的曲目里，钱学森演奏的是Euphony（圆号）。钱学森还学会演奏多种乐器。据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33年的《军乐队成员名单》、《学生会管弦乐队成员名单》、《雅歌诗社成员名单》、《口琴会名单》里，都有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得到一等奖学金，第一反应就是赶到上海南京路去买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足见他对音乐的痴迷。在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在第四期《浙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音乐与音乐的内容》的文章，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能够对于音乐发表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表明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修养。

后来，他与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为百年之好，对于音乐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1950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他常常吹竹箫，夫人蒋英弹吉他，两人在家一起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乐，以排遣心中的无限郁闷。

钱学森向来就喜欢读书，此时广阅专业之外的“杂书”。

钱学森在书店里买到了鲁迅所译的新书——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被誉为“俄国*主义之父”。鲁迅据外村史郎的日译本译出《艺术论》，1930年7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钱学森也从书店买了另一本新书，即上海江南书店在1929年出版的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布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

钱学森读了这些书之后说：“既然我是学科学的，那么，对于社会和宇宙的看法，就得有一个正确的科学态度。我们科学工作者如果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宇宙、人类社会和研究科学的钥匙，就等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钱学森在休学期间，还跟堂表弟李元庆有了许多交往。李元庆小钱学森三岁，193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称西湖艺专）学习钢琴、大提琴。李元庆后来成为知名的大提琴家。他和夫人李肖在1941年10月前往延安，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并担任《民族音乐》杂志编辑。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1954年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的堂甥女钱永龄回忆说①：

李元庆早年就读于杭州艺专，家中都说他是共产党，当年国民党要抓他，住到我家，他曾与我父辈各兄弟姐妹相处很好。尤其是与钱学森伯父交往十分频繁。他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

李元庆1979年12月2日去世，钱学森伯父参加了李元庆的追悼会。

钱学森经过一年的休养，在1931年暑假结束之后，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

请求老师扣分的故事

一个小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可贵精神。

那是1980年，钱学森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金悫（念“确”）教授拿出一份珍藏了47年的“文物”，说起1933年的一段回忆。后来，金教授把这件“文物”捐给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永久收藏，而金教授讲述的故事在上海交通大学也传为佳话……

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金悫教授讲授水力学。6月23日，进行水力学考试。按照当时交通大学的规矩，考试之后，老师在试卷上用红笔打上“√”或者“×”，然后在下一堂课发给学生，让学生校看，知道什么题答对、什么题答错。这试卷再还给老师，老师在试卷右上角的分数栏里用红笔写上分数。

钱学森一看金悫教授发下的试卷上，全部都打“√”，意味着这次稳拿100分。可是，钱学森细细一看，发现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一道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把“Ns　”写成了“N　”。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说明自己的错误，主动请求老师扣分。金悫教授一看，果真如此，于是给了钱学森96分。

钱学森主动要求扣分，使金悫教授深为感动。金悫的“悫”的含义，就是“诚实谨慎”。金悫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诚实谨慎”。正因为这样，他非常赞赏这位诚实的学生，保留了钱学森的这份试卷。即便在抗日战争中那流离颠沛的日子里，这份试卷仍存放在金悫教授的箱子里跟随他到了大西南。47年之后，听说钱学森回到母校，金悫教授拿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交通大学档案馆，还保存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那是钱学森有一次做热工实验的实验报告。整个报告竟长达100多页，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细节。报告的字迹工整。当时，热工实验老师陈石英给了他满分100分。

交通大学的校规是相当严格的。学校规定，考试科目有30％以上不及格者，不准补考，令其留级；超过50％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有的班级到二年级时尚有2／3的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l／3的学生了。各科成绩平均达80分以上的学生很少。

钱学森曾回忆说：“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鼓励。”

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分数在70　~80分之间，而钱学森每年的平均成绩都超过了90分。例如，现在保存于交通大学档案馆1932年的成绩单，其中注册号（即学号）为469的、总分在班上22名学生中位居第一的便是钱学森：热力工程89分；机械实验90分；电机工程96；电机实验94分；工程材料；机械计划97分；机械计划原理90分；金工实习86分；工程经济分，最后平均成绩为分。当时的第二名是丁履德，平均成绩为分，后来他也考取公费留学生，去意大利攻读纺织机械工程学。

1934年6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先生发给钱学森的奖状：“兹有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生钱学森于本学年内潜心研攻学有专长，本校长深为嘉许，特给此奖状以资鼓励。”

顺便提一句，金悫教授也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师表。1983年，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把私房一幢赠给交通大学作职工宿舍，把2万元人民币积蓄捐赠给学校作学生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