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温哥华岛
没完没了。安纳瓦克觉得眼睛充血,眼皮肿胀,周围出现皱纹。而他还太年轻,不该出现这些皱纹。刚才他下巴支在桌面上,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加拿大西岸发生怪事以来,除了盯紧屏幕,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过,只查看了一小部分资料——行为学研究划时代的发现,靠的就是这些:动物遥测技术。
70年代末,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观察动物的新方法。在此之前,人类只能粗略说明物种的分布和洄游行为。动物如何生活、猎食、交配,本身有何需求,都只能依靠猜测。当然,也对数千种动物进行过长期观察。但囿于观察条件,几乎无法对动物的自然行为,做出真实的推论。正如狱中囚犯不可能提供他自由生活时的代表性数据一样,圈养动物的行为也不同于它在自然环境时的行为。
即使在动物原始以来的生存空间里对其进行研究,收获也有限。动物不是暂时逃走,就是干脆不露面。事实上,研究人员往往在开始观察动物之前,就被他的研究对象发现了。黑猩猩或海豚之类胆子较大的动物,常针对观察者的不同,做出攻击或好奇的反应,或卖弄风情,或摆出姿势,使得研究人员完全无法下客观的结论。一旦秀够了,就钻进丛林、飞上天空或潜下水底,恢复真实的行为模式——而人类却无法跟到那儿观察研究。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始终渴望了解,海豹或鱼类在寒冷黑暗的南极水域究竟如何生存?怎样才能了解冰层覆盖下的生态群落?如果不是搭飞机,而是坐在雁的背上从地中海飞往非洲,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只蜜蜂二十四小时之内的经历为何?怎样才能得到翅膀挥动的频率、心跳节奏、血压、摄食行为、生理潜水能力、氧气储存的数据,以及船只噪音或水下爆破等人类发展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结果?
要如何才能到人类无法涉足的地方追踪动物呢?
有一种技术应运而生。使用这种技术,运输业者不必离开办公室,就能确定货运卡车的所在位置;它还能帮助汽车司机在陌生城市里找到路。现代人可以说对这种技术相当熟悉,但谁也没有意识到它引发了生物界一场革命:遥测技术。
早在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即发展出在动物身上安装探测器的计划。不久后,美国海军便拿受过训练的海豚做实验,却因机器太大、太重而告吹。背上的发号机原本是要提供与海豚自然行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仪器本身就影响了这一行为,那有何意义呢?
有段时间,大家只是在兜圈子,直到微电子学出现,才进步神速。巧克力大小的发号机和超轻型摄影机,直接从野外传回一切数据——动物背着不足15克的高科技产品在热带森林里散步,或潜游在南极洲麦克默多湾的冰层底下,完全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异。
大棕熊、野狗、狐狸和北美驯鹿,忠实提供了生活方式、交配、狩猎行为和漫游线路的信息;海鸥、信天翁、天鹅和鹤,带人类走过半个世界。
研究发展到极致,则是给昆虫安装仅千分之一克重的微型发号机。发号机的能量来源为雷达波,能以双倍的频率传回讯号,在700米开外就能清楚接收到数据。
大部分的测量工作由卫星支持的遥测技术包办。这套系统既简单又了不起。动物身上发射器的信号被送进运行轨道,由法国航天中心的卫星系统ARGOS接收,再送回图卢兹管理中心和美国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的地面站,不到九十分钟,就能传给全世界的研究中心——简直就像实况转播。
鲸、海豹、企鹅和海龟的相关研究,迅速发展成独立的遥测领域,让人类得以见到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少、因而最迷人的生活空间。超轻的发号机能储存相当深度下的数据,记录温度、下潜深度和时间、方位、游泳方向和速度。
不过愚蠢的是,信号不能穿透水。这使得ARGOS的卫星在深海前变成了瞎子。例如,座头鲸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加州沿海度过,每天在水面最多待一个小时。鸟类学家可以观察迁移中的鹤,接收数据;可是一旦鲸鱼潜下水去,海洋学家就像被蒙眼似的。若要能真正进行研究,就必须打开摄影机一路跟踪到太平洋底。但没有一位潜水员办得到,而潜艇又太慢、太笨。
圣克鲁兹加州大学的科学家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那就是重仅几克的抗压水下摄影机。他们先后将仪器绑在一尾蓝鲸、一只海象、几头韦德尔氏海豹身上,最后还绑在一只海豚身上。结果很短时间内,就公开了惊人的现象。不过几个星期,便大大扩充了海洋哺乳动物的知识。
如果给鲸和海豚安装设备也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简单的话,就太好了,但事实证明却非如此,甚至不可能办到。有关鲸鱼生态环境的记录,此刻对安纳瓦克来说,实在不太够,但另一方面却又多得可以。由于谁也不知道必须找什么,每一份记录都很重要,其中包含数千小时长的影像与声音数据,以及其他的测量、分析和统计。
约翰·福特称之为“西西弗斯工程”。
安纳瓦克至少不能抱怨时间不够。戴维氏赏鲸站重新启用后又关闭了,只有大型船只行驶在加拿大和北美西部的沿海地带。温哥华岛的灾难几乎立即从旧金山蔓延到阿拉斯加。在最早的攻击事件中,至少有数百艘小船不是下沉,就是严重受损。周末,袭击数量终于减少,因为现在根本没人敢出海,除非他确定自己脚下是一艘渡轮或货轮的龙骨。
相互矛盾的消息继续传来,死亡数量也没有准确的统计。在国家统一管理下,各委员会和危机处理中心陆续运作,导致飞机数量骤增——直升机不断沿着海岸嗒嗒飞行,科学家和政治家召集来的士兵从飞机上盯着海面,一个比一个不知所措。
由于这种危机处理中心的特质殊异,来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开始延揽各界专家。福特领导的温哥华水族馆被征用为科学作业中心,相关数据皆汇总至此。各个海洋生物研究所和科研机构也被串联起来。对福特来说,这是个沉重的负担。
他接下一项他不知道内容究竟为何的工作。
从世纪大地震到核武恐怖攻击,资料堆积如山,但完全不适用此处。福特没有犹豫多久,建议聘请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科学家中,最了解鲸鱼在想什么的安纳瓦克担任顾问。因为答案或许在于:假如鲸鱼拥有智商,能控制一切吗?如果没有,鲸鱼又出什么事了?
但是,被赋予重托的安纳瓦克也不知道答案。他要求年初以来在大西洋沿岸收集到的一切遥测资料。
在水族馆同事的支持下,他和爱丽西娅·戴拉维二十四小时以来不停分析录像数据。他们研究位置记录,听取水下听音器录到的声音,但没有得出有用的结论。
鲸鱼从夏威夷和下加利福尼亚洄游往北冰洋时,几乎没有一只身上有传感器,除了两条座头鲸,而它们的发号机在离开下加利福尼亚不久就遗落了。事实上,唯一的收获是蓝鲨号上那个女人的影片。他们在戴维氏赏鲸站与其他精于辨认鲸潮的快艇船长,进行过多次研究。在数次播放和放大图像之后,终于认出两只座头鲸、一只灰鲸和几条虎鲸。
戴拉维是对的。影片是条线索。
安纳瓦克对这位女大学生的怒气很快就消散了。她可能大嘴巴、心直口快,但在那随兴的背后,他认出了一种高智商、善于分析的理智。而且,她有的是时间。她父母住在温哥华的高级住宅区,英属产业。
眼睛眨也不眨,就能提供爱丽西娅富足的生活。安纳瓦克认为,他们显然不太关怀女儿,只会用钱弥补,爱丽西娅似乎也不太在乎——那反而让她能够随意花用,做自己想做的事。
总之,这再好不过了。戴拉维认为这意料之外的合作让她有机会结合生物学理论和实践;而在苏珊·斯特林格死去之后,安纳瓦克也需要一位女助手。
斯特林格……
每当他想到这位快艇船长,就会心生羞愧和自责,因为他未能救她。即使他常对自己讲,在虎鲸咬住斯特林格之后,谁也无能为力了。而噬人的疑惑也同样经常出现。他发表过海豚具有自我意识的相关文章和手册,他对鲸鱼的思维脉络究竟了解多少?该如何说服虎鲸放弃它的猎物呢?什么样的论点对一个不同于人类的智慧体有效?会不会有一种方法呢?
虽然如此,他却又告诉自己,虎鲸是动物。虽然智商很高,始终是动物。而猎物就是猎物。
然而,人类并不是虎鲸的猎食对象。虎鲸真的吞食了水中漂浮的乘客吗?或者只是杀死了他们?
谋杀。可以指控一只虎鲸谋杀罪名吗?
安纳瓦克叹了口气。他在兜圈子,眼睛也愈来愈难受。他无力地抓起另一片录有数字影像的光盘,拿不定主意地将它转来转去,最后又放下。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在水族馆里待了一整天,不断同某人商谈,或来回打电话,一切始终毫无进展。
他感觉累坏、被掏空,于是疲惫地关掉屏幕,望望手表,七点多。他站起身,去找约翰·福特。那位馆长正在开会,于是他转到戴拉维那儿。她坐在一个改造的会议室里,研究传真数据。
“想来一份多汁的抹香鲸鱼排吗?”他闷闷不乐地问。
她抬起头来,眨眨眼。她将蓝眼镜换成了同样蓝得不太真实的隐形眼镜。若是忽略龅牙,她其实很漂亮。“好啊。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