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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德美誉（第1页）

立志扫天下的少年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陈仲举，名蕃，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后期的名士和重臣。

陈蕃小时候说过一句话：“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能事一屋？”这句话和陈汤那句话都挺有名的。陈汤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的话道出一个王朝的自信和气魄，陈蕃的话则说出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

那一年，陈蕃才十五六岁吧，父亲的朋友路过他的书房，看到屋子里很乱，就责怪陈蕃：“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客人呢？”

正在读书的陈蕃说出上面那句话。

父亲的朋友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问得确实不错，陈蕃哑口无言了。但是，性子很直的他，拉着父亲的朋友一起打扫起卫生来。

后来，陈蕃真的有出息了。德才兼备的他，踏入仕途后，受到大臣胡广的赏识，官越做越大，其间因直言屡次被贬，影响力随之越来越大，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成为天下人的榜样。

如果逢着开明的时代和君主，陈蕃就是魏征那样的人物了，但在东汉后期诡谲动荡的政治风云中，素以刚直方正、孤高清廉著称的他，就只能一点点抱紧自己注定悲剧的人生了。说到这儿，得谈一下东汉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被前面的西汉和后面的三国遮蔽了。

帝国创建者光武帝刘秀，是史上少有的宽仁君主。其后的明帝和章帝也都不错。东汉初期的政治，可以说非常昌明。但是，自汉和帝即位（公元88年），东汉进入中期后，情况渐渐变了。

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特点是：外戚、宦官相互争斗，而后者又取得了优势，上蒙天子，下干朝政，贪纵骄横，把帝国搞得乌烟瘴气，并开了宦官政治的先河。

造成以上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自中期以来，东汉皇帝继位时的年龄越来越小，导致母后临朝，太后的娘家人即外戚掌权，而皇帝长大后，便想着从外戚手里夺回权力，靠谁呢？只能靠身边的宦官。

汉和帝登基时只有九岁，成年后利用宦官郑众，一举诛杀掌权的外戚窦氏家族。随后的汉安帝时期，又有两次大规模的宦官、外戚冲突。到汉桓帝时，宦官单超诛杀了权倾朝野的梁氏外戚，使宦官势力达到高峰。

宦官胜利带来的直接恶果是掌控皇帝，凌驾于大臣之上，肆意干政，卖官鬻爵，骄纵贪暴。作为大臣，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依附在宦官周围；二是不与之合作，寻机力转乾坤。选择后一条道路的士人慢慢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团，也就是“清流”。

东汉后期的清流名士坚持着家国理想，为挽救帝国大厦的倒塌而一次次努力。陈蕃，就是这种浩然士风的代表。

说到士风，春秋战国时期，士的人格是独立的，是“王之师友”；进入秦汉后，发生了大变化，如果不隐居的话，只能变为“王之臣”。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察举选官制度（自下而上一级级推荐人才）完善与确立，使士人入仕有了制度性保证，但同时也要求他们服帖于君主的独裁。

但是，并不是说传统士文化中的美好品质就都不存在了，刚正与担当仍然保存在士大夫的主流价值观中，这在东汉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晚明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东汉）者。”

顾炎武所说的风俗，指的就是士风。

甚至可以这样说，东汉是中国士文化真正而有效的源头。但很多人忽视或者说不敢承认这一点。

有人认为东汉士人之所以有令人称赞的品质，是开国皇帝刘秀所开辟的尊重士人的政策的映照。

实际上，东汉多高士，跟在这个王朝大兴的“察举”这个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有关。

察举制到东汉实际上有两大项：“举孝廉”和“举茂才（秀才）”。你在地方上被发现的前提当然是具有德行上的美誉。这在后世看来是一个高要求，但在东汉却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东汉都城在洛阳，士人的这种精神，可称之为“洛阳精神”。

洛阳士人往往有一种努力使典籍中的理想人格在自己身上具体化的冲动。

在当时，跟陈蕃一样充满浩然士风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多以群体方式出现，并各有名号，如“三君”（陈蕃等三位名士）、“八俊”（李膺等八位名士）、“八顾”（郭泰等八位名士）……

上面三个首席中，陈蕃、李膺是重臣，郭泰则是太学生领袖。

两大重臣太傅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齐名，二人不相上下，或者说各有所长，所以一时间不能定先后。最后，有人挤进人群，说了这样一句话：“陈蕃强于犯上，李膺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于是，陈蕃胜出。

汉桓帝末年，帝国之内民生艰难，朝廷之上宦官当政，一片天下将乱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