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最早住在A城故乡区。那一带是城郊,平民区。住的是一间半草房,房产属于私人。那房子很破、很低,草顶多年未换,后墙倾斜着,靠三根木桩撑住。房东姓邹,是个怪老成的人,惧内。无论大事小事,家里家外,概由他女人一手遮天,说一不二。
房东女人四十多岁,又白又胖,长得不难看,爱打扮。整日打扮得体体面面的,东家西家串门子。她待人接物倒也随和,嘻嘻哈哈,仿佛对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不计较似的。唯有一件事她是顶认真的——收房钱。每个月还差几天到月底的时候,她便走过我家来,扒着门框对母亲说:“老梁家的,这个月又快过去了呀!”似乎在感叹白驹过隙,时光流逝。
母亲就堆下笑回答:“房钱预备了呢!”
真亏得她月月叮嘱,我家的房钱是未曾拖延过一天的。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调转到大西北,支援西北建设。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更拮据了。我向母亲要钱买两支铅笔或一块橡皮,母亲都迟疑、诘问,掂量再三才从兜里掏出角儿八分钱。然而房东的房钱照例一天也不曾拖延过。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
第二年四月里的一天早晨,外面刮着五级大风,一阵比一阵刮得猛。先刮断了电线,屋里顿时陷入昏暗。接着刮断了窗前一棵碗口粗的小榆树。当时,母亲正和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炕桌吃饭,忽听一声巨响,一根房梁突然断了,断碴像柄锋利的砍刀,悬在母亲头顶。母亲惊骇得面色苍白,一把隔着桌子抱过最小的妹妹,紧紧搂在怀中,呆呆地翻起眼睛望着那根断梁。我和弟弟躲到墙角,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是房东家砖砌的烟囱被风刮倒,砸在我家房顶上。
当天,房东女人就花钱雇人把烟囱重新砌起来了,比原先还高。而我家被砸塌的房顶,她却并不过问。
“这可怎么住呢?这可怎么住呢?”母亲怀抱小妹,瞅着露天的屋顶,反复地叨咕这句话。
我说:“叫房东家修,是她家烟囱砸的嘛!”
母亲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许乱说!这房子咱们一搬过来就讲好的,自维自修。”
我知道,母亲怕得罪房东女人,又说:“那就雇人来修呗!”
母亲叹了口气:“哪来许多钱啊!你爸爸每月才寄四五十元钱,刚够养活你们这几只小狼的!”母亲很伤心,很难过,落泪了。
傍晚,房东男人下班后走到我家来,讷讷地对母亲说:“他大嫂,你们趁早另找住房搬家吧,指望我们修是没门了!你知道,我是个当家不主事的。她早就想把这房子卖了呢!碍着面子,没好意思对你吐出过这话。现在她可有了借口了!这女人啊!搬吧,搬吧!”
房东男人走后,母亲哭了。母亲不敢大声哭,怕房东女人听到起疑心,说三道四。或者竟翻起脸来,将我们母子撵到露天旷地去过夜,她也不是做不出来的。母亲一宿没合眼,翻一次身,叹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小妹,来到了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
在一间办公室,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窗口的长条凳上。她五十来岁的样子,脸挺长、挺黑、挺瘦。头发抿到脑后,草草地挽了个鬏。衣服裤子都打了补丁,衣襟上有一小片油亮的污渍,想必是终日围着锅台转的结果。她的两眼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一大场,脸上泪痕未干,连鼻子尖都还红着。她见我们进来,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脸转向窗外,同时从兜里掏出条半干不湿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睛。
留守机关的一位同志,听母亲讲述完了我们的处境,安慰说:“你先回去好不好?我们很快就派人到你家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做做房东的工作,出人出料把房子修修。”
母亲带着我们出来不一会儿,那个女人也出来了,在楼梯口赶上了我们。
“你男人也到大西北去了?”她问母亲。
母亲阴郁地点点头。
“这仨孩子都是你的?”她逐个儿端详我们。
母亲又点了点头。她抱起小弟,一手领住我,和我们一块儿下了楼。在楼外台阶上,她放下小弟,对母亲怀中的小妹细瞅了几眼,说:“小丫头长得怪俊呢。”
母亲回以凄然的一笑。
她劝母亲:“大妹子,把心放宽点。人活在世上,谁也保不住一辈子摊上什么伤心事!你要是不放宽点心,焦急出个好歹,就苦了你这仨孩子了!”
当时,我幼小的心灵中,对这女人充满了感激。她虽然并没有给予我们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毕竟安慰了母亲几句。我知道,世上有些人,是吝啬得连对别人的不幸施舍一点同情和怜悯都不肯的。
第二天,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果然来了一位同志,先到我家察看了被砸塌的屋顶和那根耷拉在半空的断梁,连口水也没喝,就到对门找房东女人洽谈。我和母亲也跟了过去。房东女人咬着肉嘟嘟的下嘴唇,看看母亲,又看看那位同志,寻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房子嘛,我是卖定了的,谁说什么也没用。我等钱花。不过,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你们单位出钱替她把房子买下不就得了嘛!”
那位同志问:“你想卖多少钱?说个数我回去跟领导研究研究。”
房东女人一笑,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房东房户了,给这整数就行!”
“三百?”
“三千!”
房东女人狮子大张口。那位同志听了,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母亲拉着我,也垂下头失望地往外走。房东女人在门口拽住母亲的袖子,悄声说:“老梁家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可得缠住他不放松呢!买下了,房子就归你了!到时候大兄弟那面分了房子,你们往西北搬家把房子一卖,不是白捞三千元嘛!”
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房东女人立时拉下冷脸,鼻子里哼了一声,把门重重地关上了。隔天,房东女人就把出卖私人房产的告示贴到街上去了。在我家门上也没忘贴一张。
母亲又带着我们来到了留守机关。一走进我们来过一次的那个办公室的门,母亲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几个孩子也都齐声跟着哭起来。上次见过的那个同志,有点不知所措,一会儿劝妈妈,一会儿哄我们。他说情况他都知道了。他诅咒房东女人太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房东女人敲公家这样一大笔竹杠。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那,叫我们大人孩子的住哪儿去呢?你总得替我们想个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