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法官开了庭,在法庭上听完了赵立精的陈述,派人传讯叫来了地主袁秀才。法官仔细检查了地契,发现那二十三亩田的地契上确实没有交易金额,田地是在崇祯六年由赵立精赠送给袁秀才的。袁秀才虽然支支吾吾,但也承认这些田地是无偿送给自己,送给自己后仍由赵立精佃租,可见这些田地确实是投献的田地。
如今兴国伯降低了小农的田赋,赵立精要拿回自己投献到袁家土地。
这倒是个棘手官司。
法官看了看袁秀才,袁秀才坐在法庭中间的椅子上,大声说道:“**官,赵立精当初已将这田地确实送给了我。我如今是田地的主人。赵立精如今见兴国伯均平田赋,又想出尔反尔要回田地,这是违背黑纸白字订下的地契,是吃了东家吃西家,是首鼠两端。”
在李植的法庭上,原告被告有椅子坐,倒不是袁秀才有特权。
法官觉得袁秀才说得有些道理,又看了看赵立精。
赵立精一家三口坐在椅子上,哭得涕泪横流。赵立精大声说道:“**官,我每年交纳一斗四升的地租给袁秀才,也不算少,可见我家原先被衙役盘剥有多狠。兴国伯若是知道我家的凄苦,一定会帮助我这样的小民?说起来,像我赵立精这样投献自家的土地给别人,岂不是被逼得没饭吃才有的下策?谁愿意把自家的田地送给别人?赵立精所做的,是在官府的压迫下的求生,是掉进了袁秀才和官府衙役联合设好的圈套里!”
“如今兴国伯既然保护小农轻徭薄赋,那我赵立精也该和其他小民一样,享受兴国伯的新政,怎么还能白白交纳高额地租给袁秀才呢?”
这赵立精不似一般的苦哈哈贫民,颇会说话。法官听了他的陈述,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原先的官府率兽食人,又怎么能责怪小民投入豪门偷逃税赋?
赵立精的案子虽然只是一个二十三亩旱田的小案子,却关系重大。要知道静海县投献到大户名下的小农,可能有几万人。更别提整个天津了。而赵立精的案子一旦宣判,可能整个天津都要引以为式。
赵立精的案子,直接决定天津镇已经投献土地小民的未来出路。
法庭的法官都受过兴国伯的培训,知道这样影响重大的官司不能随便宣判。法官让赵立精和袁秀才回去等宣判,自己则整理资料,把赵立精和袁秀才的种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了天津总兵府,给兴国伯裁定。
九月十七日,案子送到了李植手上。
李植早上起来就去处理公文,看到了静海县法官发来的资料。崔昌武已经提前看了材料,摇头说道:“伯爷,这案子事关重大,要伯爷亲自裁定。”(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九章 新军
李植看了看资料,想了想,说道:“投献土地的小民们奸猾耍诈,加重了老实种田其他农民的负担,和逃税的士绅同流合污。这是这些投献小民的罪。如今我们纠正了士绅偷税渠道,他们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绅门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绅。士绅么是偷税的主犯,让他们得利道理上说不通。但如果简单把土地还给投献土地的小民,又助长了这些奸猾小民钻政策空子的习惯。对这些投献土地的奸猾行为,不罚不行。”
“当初投献的土地,不是普通的买卖,而是属于偷税犯罪的赃物。投献土地的小农和士绅联合起来逃税,坑害其他重税的农民,这是犯罪!一旦证据确凿证明是投献偷税的田地,全部没收。既不让逃税的士绅保有这些田地,也不让投献土地的小民得利。没收来的土地归于总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继续佃租,但地租是一斗米每亩,高于一般的税赋。”
崔昌武听到李植的话,拱手说道:“伯爷英明,如此一来,既惩罚了逃税的士绅,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扩大了总兵府的收入。”
李植点头说道:“把我们的政策传达到各个法庭。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便统一这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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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等李植的政策传达到基层,静海县的法官没收了赵立精的投献田地,李植的政策就传开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天津日报》登载了赵立精的案子,这个案例便更加家喻户晓。
前来打官司上交投献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个都宁愿付一斗的地租,愿意上缴自家投献的田地。毕竟比起士绅的地租,总兵府没收田地后给出的每亩一斗的地租,还是轻了不少。
各县法庭里的几名法官哪里能应付这么多案子?最后各法庭都规定,如果案情简单证据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审,投献的小民直接到打板子的地方找书记员登记,便能立即把投献的田地变成公田。
这样的政策一下,士绅们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绅们元气大伤。一些士绅想留住农民,便主动把地租降低到了一斗以下。最后整个天津,接受投献田地的士绅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一合的田赋一点点。
士绅们大规模降低税赋后,来打官司上交田地为公田的百姓渐渐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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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天子朱由检坐在干清宫书房的龙椅上,在书案上摊开一份《天津日报》仔细看着。
《天津日报》上的各地新闻,让朱由检看得津津有味。虽然各地的灾荒、兵事都有地方官奏章报上来,但其他的新闻,比如哪里米价又涨了,哪里的利息水平降了,甚至福建有几条海船出海,山东有多少士兵逃亡,这些新闻都是官员的奏章里没有的。
朱由检长在深宫,不曾出皇城,对外界的这些新闻知之甚少。看到天津日报的报道,他倒是了解了不少民间事情,觉得十分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