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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来临，日出酒店生意大好，很快就成为塞浦路斯最火爆的酒店。有时他们不得不婉拒前来住店的客人，原因很简单，房间不够了。

侯赛因看着这些客人，心里纳闷，对于这座岛国的紧张局势，他们竟然浑然不觉。度假是为了休息和放松，人们在此期间可以不必理会工作，享受悠闲时光。很多人随意翻看着日出酒店里的各国报纸，却从不购买。酒店并不出售塞浦路斯的报纸，只售有《国际前锋论坛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时代周报》和其他杂志。

侯赛因知道，若是看了当地报纸的头版，他们一定会心神不安。在美丽的大海、阳光和沙滩背后，一场内战正在酝酿之中。不论是否受到直接威胁，这种不确定感都令所有塞浦路斯人忐忑不安。

家里总有很多报纸，不是父亲就是阿里买回来的，这些报纸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讨论甚至争论。过去几个月里发生了几十起爆炸和袭击事件，大都以警察局为目标，大量武器弹药被抢夺。四月的一天，帕福斯、利马索尔和拉纳卡三地二十四小时内发生了三十多起爆炸事件。

“不必烦恼，”看到侯赛因皱着眉头看头条，埃米内安慰道，“这次我们不是目标。”

“你母亲说得对，”他父亲哈里德说，“他们恐吓的对象不是我们。看起来马卡里奥斯总算有了点进展。”

为了和EOKAB队对抗，马卡里奥斯成立了一支新辅警队“战术警察预备队”，任务是继续搜索，成立当月便抓捕了四十个格里瓦斯的支持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就不一样了，”哈里德在消除孩子们的疑虑，“我们走在街上都担心会没命。”

侯赛因并不需要提醒，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但依然记忆犹新，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的夏天。当时塞浦路斯已处在战争的边缘。希腊族攻击了北方的土耳其族村庄柯克伊亚，他们以为土耳其军队将在那里登陆。土耳其族用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进行了报复。虽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可那里还是遭遇了经济封锁，他们都经历了极度贫困。

那之后，哈里德带着家人搬进一个飞地村庄。没过多久，他的姐姐就带着儿子穆罕默德来投靠他们。这里比较安全，却与世隔绝。侯赛因最清晰的记忆就是饥饿。他们一同分享所有的食物，可还是吃不饱。基本的食物到不了这个社区，他们只能依靠父亲和表哥冒险在其他区域寻到的食物维持生命。

他记得，只要父亲他们天黑前没回来，母亲就特别着急。她会站在门口张望，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等到他们终于回来了，她会伸出手紧紧拥抱他父亲，仿佛她思念了他好几个星期。

有一天，只有父亲一个人回来了。片刻后，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就聚了很多人，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侯赛因被挤到了人群外，他只能踮起脚尖紧张地看着父母。

当时他年纪太小了，没人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可女人们都在无声哭泣，男人们则异常安静。他惊恐地等着。肯定有事发生。

没过多久，他就看到父亲开车出了村子。当时是七月，卡车扬起了一大片尘土。

那天晚上，没人要他上床睡觉，那是唯一一次他可以和大一些的男孩子一起在街上踢球，不必担心与封锁街道一端的铁丝网太近。

天亮前，卡车回来了，他表哥的尸体就在车里。他第一次看到尸体。没多久前穆罕默德还和他一起在院子里玩，笑着闹着，拉着他转圈圈，充当守门员，让他这个弟弟运球过人。现在的穆罕默德却一动不动，十分苍白。很多人围住尸体，为了看得清楚些，侯赛因只好站在房间一边的椅子上。他想要好好看一看。

表哥大他十五岁。他一直在学习，想做一名律师，他的小表弟把他当英雄。

穆罕默德十分为自己的整洁外表而骄傲：“一个男人应该始终穿干净的衬衫去工作。”他经常这么对侯赛因说。可侯赛因注意到那天他穿的有些不一样。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深红色的衬衫恰如土耳其国旗。

虽然大人都尽可能地保护孩子，可现实无从回避。有人把他的表哥砍死了。他们没有再说起这事，可他们每天都会想起穆罕默德。几年后，厄兹坎家给意外到来的小儿子起名穆罕默德，关于他表哥的记忆以这种方式存续，一直是那么鲜活。

“好像他就是来替代你表哥的。”他母亲说，她当时四十一岁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侯赛因记得，那次事件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愈发吃不饱肚子了。家里人都不愿意冒险出去找吃的，所以一连好几个月，他们只能靠吃豆类果腹。当时的侯赛因十分瘦弱，此后也没再长胖，即便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受人注目的运动员，也是一样。

后来他们搬去了城里，情况一点点好了起来。周围似乎安全了，笑容又回到了他父母的脸上。不管是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还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每个家庭都感同身受。

“我们是一起走过来的，”他母亲说，“我们爱的人死了，我们的身份就不重要了。痛苦都是一样的，都那么可怕。”

侯赛因注意到，父亲只是默默地听母亲说这些话，没有吱声。他通常不会公开反驳她，只会找些其他事去做，不是突然去干毫无必要的修理活，就是抄起一份报纸看当天的新闻，或是到外面抽烟。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沉默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