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
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
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
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
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
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
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
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
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
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
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
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
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
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
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
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
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
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
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
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
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
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
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
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
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
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
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
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
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