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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一个真正的世界奇迹（第1页）

余秋雨：以孔子、孟子、庄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后，还有哪位值得敬重的人物应该进入今天普通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我们注意到，在诸子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中，曾经来过一个风度翩翩的楚国官员，他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

第四个奇迹是，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这四个奇迹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一种非理性的惊人动员力和普及力。这种情景已经远远大于祭祀对象本人，而是一种大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平常研究中国文化，大多就一个人论一个人，忘却了数千年来一个庞大人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我觉得在文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们只能惊叹，不能读解。

正因为不能读解，我们仍然只能回到屈原本身。但一说到屈原，我们不要一下子陷入书呆子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

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

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

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的谏言，他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阶段：第二次被流放，这次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罗江。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听听诸位对他人生起点的看法。

王牧笛：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39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据说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巫神。传说，屈原出生当天他家屋顶上有道彩虹贯顶，这成了屈原此后追溯自己生平时引以为荣的资历一《离骚》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这一脉与黄帝的渊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家族荣誉观”；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国当地的，还包括中原的诗书、礼仪、经书的浸淫。屈原在楚国当外交官的时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跟学者名流们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里的学风。

王安安：屈原年少得志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8年——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齐国订下“齐楚之盟”，受到齐宣王的赏识，在政坛崭露头角。屈原逐渐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帮助楚怀王制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针。

余秋雨：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工夫，爱打扮，并且总在自我欣赏。

于是，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屈原的高贵，包括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就像历史上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他们总是自信满满，觉得自己拥有理想和使命，却不善于在前后左右周旋。他们不太懂得政治生态，比如看不得小人脸色，听不得言不由衷，更不愿意由自己来说一些俯仰上下、左右逢源的话。其实一旦跻身政坛就不能全然拒绝政治惯性，这是连孔子、孟子都不能拒绝的。但是，屈原的理想化洁癖使他成了一个缺少弹性的人。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何琳：他那些理想高远的话，包括那种自豪感，可能别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个世界中去，就会认为他是自大。其实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种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剧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余秋雨：说得很对，理想者的悲剧更能说明屈原，也更能打动人心。但是，请注意“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这是和没有理想的人的一种天然区分，结果使没有理想的人难于接受。“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做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没有策略而跻身政治，就会遇到一个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潜在的盟友，也都没有那么高贵和纯净。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着人们理解你的理想而成为你的盟友，但这种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潜在的盟友都会因你的骄傲而产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脸，而那些笑脸很可能出自于小人。请注意，不是投向有强权的坏人，而是投向小人，因为小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让一切投向他们的人感到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安全。于是，小人的队伍大大扩充，而原先潜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国里激发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种辽阔的政治气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很快就置身于觊觎、嫉妒、冷眼、误会的包围中，而他的主要对手，其实就是小人，而且是和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小人。

好，那就让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Ⅱ巴。哪一位来说？

丛治辰：那就我来说吧。屈原年少得志，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来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划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宪令（国家法令），他来了，说：“你能不能把宪令的草稿给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给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岂不麻烦？”于是拒绝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跑过来看草稿呢？因为屈原老说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张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后来参与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兰、郑袖都是保守派，这个草稿很可能倾向于改革，屈原担心让他们看了，他们会篡改。于是，就把靳尚给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他就到楚王那里，演了一出小人戏。他一见楚王就说：“大王啊，您要改革，为此要做个宪令，大家都知道这是您的英明，屈原只是给您打个草稿罢了，谁知他每写完一条就出去吹嘘，说：‘你看看我多牛！这些都是我写的！’”小人不仅会对当权者谄媚，而且很会抓住人的弱点：屈原确实有点自恋！这么一挑拨，楚王果然很不高兴。屈原就这样遭到了楚王的疏远，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正是因为流放的郁闷，屈原才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离骚》。

王安安：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郑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英明的领导人，对小人的谗言理应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处理方法。所以，楚怀王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余秋雨：但是，同时你应该看到，造就屈原深切诗情的，恰恰也有这个楚怀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对楚怀王的情感一直无边无沿。他走得再远，也把楚怀王作为一个倾诉对象。因此，不管我们多么责怪楚怀王，他也是屈原诗歌中的一个主角。我这么说，又是文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大区别了。

即使从政治思维来说，楚怀王也让屈原割合不下。楚怀王能够在屈原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他加以重用，可见眼光独到。他交给屈原的任务，也是当时楚国政治、外交上的敏感点，因此他不能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视楚怀王，但纯净如他，又必然把楚怀王对他的任用看做是一种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会曲意奉承，只会岸然自得，这种神情也会让楚怀王觉得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小人挑拨的起点。屈原始终不敢承认，他对楚怀王一厢情愿的知心判断只是一种幻觉。由幻觉所产生的期待又切断了他与楚怀王进行政治对话的正常方式，这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使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从政治语境中分裂出来，渐渐自立自为。屈原，在流放地让诗歌流放，并因流放而独立，而伟大。屈原的生平记载是从遭受诬陷开始的，诸子百家中只有韩非子与他相似。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因此，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