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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的诗却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她在绘画中往往牵制于学院出身的某些包袱，有时过度相信方法、规则，然而在她的诗中却恰恰成为她规则的解放。

阅读席慕蓉的诗，可以观察到两种矛盾的交错，一种是文字上的平实古典，另一种是心境上对浪漫的狂想。

七○年代至八○年代恰恰是台湾从平实的社会进入富裕的年代。

席慕蓉的诗在那一平实而又开始狂想的年代呼唤了整个诗的读者，或者说，是整个一代的心事的呼唤使席慕蓉出现了。

文学圈子中对大众形态文化的忽视，甚至恶意的贬损，可以看到台湾所谓〃文学圈〃的不够健康。席慕蓉在七○年代以后诗集的畅销也许是引起诗的圈子中少数人对她采取恶意逻辑的一例吧。加上她的女性身份，更使习惯的文学圈子加重了对席慕蓉诗作的成见。

梁代的钟嵘在编《诗品》时发现只有一位女诗人班婕妤，很感慨的在诗品序中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在这短短的感慨在此后一千多年当中并没有任何转机。男性依然以他们霸道的方式，不只独霸政治、经济，也同时独霸着文化与诗的国度。两千年间，能够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诗人事实上只有李清照一人而已，然而此后撰写文学史、诗史的人连钟嵘式的感慨都没有了，只当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已。

席慕蓉大约从来没有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一类的事，女性主义的运动也似乎与她无关。但是，七○年代，席慕蓉却是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梦想。

席慕蓉说，出这本诗集，要替自己二十五年的诗做一个总结，从此——〃不再写诗了。〃

席慕蓉也许觉得诗死亡了。

然而，诗的死亡也可能是真正诗的复活吧。

如果我们对诗不怀成见，那么，温婉幸福可以为诗，激愤屈辱当然也可以成为诗。

诗有时随着年轻华丽的生命早早逝去，如王勃、李贺，如Rimbaud。但是，诗也有时要在沧桑的生活中峰回路转，越走越宽阔，如杜甫、苏轼，如普希金。

我曾经按照年表读杜甫、苏轼，四十五岁以前几乎还没有写到最重要的作品。

因此——来日方长，席慕蓉如果以后继续写诗，绝不算是对自己的反悔；或者说，诗，本来就是对自己不断的反悔吧。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于东海

卷一　请柬

——给读诗的人

我们去看烟火好吗

去　去看那

繁花之中如何再生繁花

梦境之上如何再现梦境

让我们并肩走过荒凉的河岸仰望夜空

生命的狂喜与刺痛

都在这顷刻

宛如烟火

——一九八九·五·廿二

鸢尾花

——请保持静默，永远不要再回答我

终究必须离去　这柔媚清朗

有着微微湿润的风的春日

这周遭光亮细致并且不厌其烦地

呈现着所有生命过程的世界

即使是把微小的欢悦努力扩大

把凝神品味着的

平静的幸福尽量延长

那从起点到终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