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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班时接到电话，是父亲打来的。那是我离了婚，干起房地产行当后没多久的事。我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九月挺热的一天。

父亲礼貌周全，哪怕对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厌其烦，先对我问候一番。乡下人讲究礼节。就算为了通知你家房子着火了，电话里也必定先是一通寒暄。

“我很好啊。”我说，“你呢？”

“不咋样吧，我觉着。”父亲答道，还是他那老一套口气—带点歉意又有点矜持。“我想，你母亲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着“死了”。这个我懂。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看到的是母亲戴着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远的样子。“去了”这个词好像满载的不是别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欢乐—门一关，你家回到正常状态，你可以无拘无束地享用空间时的兴奋感觉。我父亲的语气里也流露出这种情绪—在歉意的后面，有一种类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调。然而，我母亲从来都不是个负担啊—她一天也没病过—而且，对于她的去世，我父亲远非感到宽慰，而是难以接受。他说，他从来过不惯一个人的日子。他心甘情愿地搬进内特菲尔德县立老人之家。

他告诉我中午进门时发现我母亲躺在厨房沙发上。她摘了些西红柿，摆在窗台上捂熟，然后一定是觉得不舒服，躺了下来。讲着讲着，他声音颤抖起来—正如你能预料到的，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不知所措吧。我在脑海中看到那张沙发，它铺着旧被子，就在电话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给你打个电话吧。”父亲说。然后等着我吩咐他该干什么。

每天中午、晚上，还有早上，一睁眼，母亲都要跪下祈祷。对她来说，每一天的开始都蕴含着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总结所做、所说、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认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生活挺无趣的吧，但他们没看到关键。首先，这样一种生活永不会令人厌倦。没有哪件事对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长的。即便困难重重，生病、穷困、丑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灵魂，就像用盘子端着一枚珍宝走过人生。午饭后上楼祈祷时，我母亲总是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庄严地微笑着。

她是十四岁那年，在一次营地聚会时被拯救的。就在那个夏天，她自己的妈妈—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几年，我母亲都会和其他许多被拯救的人一起聚会，其中有些人被拯救了一次又一次，是些热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会讲述聚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讲过有个老人站起来嚷道：“下来吧，主啊，下到我们中间吧！穿过屋顶下来吧，屋瓦的钱我来赔！”

结婚后，她做回一个简单的圣公会信徒，一个认真的信徒。那会儿她二十五岁，我父亲三十八岁。一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的人儿，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长社交；不过也是一对认真的人儿—要我一准会这么形容他们。现如今没什么人这样认真地生活啦。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笃信宗教。他是圣公会信徒，奥兰治党员，那也是一个保守党派，因为他从小就受那样的教育。几个儿子当中，他留在农场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们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亲，等着她，和她结婚。然后他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家庭，为此倍感幸运。（我有两个兄弟，以及一个婴儿时就夭折的妹妹。）我总感觉，在我母亲之前，我父亲从没睡过别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没和她睡过。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为我母亲一直不肯结婚，直到她把她妈去世后，她爸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钱都还了回去。一笔一笔账她都记着—食宿啊，书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后偿还。身为教师，她结婚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有积蓄，也没嫁妆、床上用品或餐具。父亲时常开玩笑地做出一脸忧郁神情，感叹他本指望娶个银行里有存款的女人。“不过，要弄到银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脸蛋儿，”他说，“有时候那样划不来啊。”

我们家有大大的、屋顶高高的房间，装着墨绿色百叶窗。百叶帘拉下、挡住太阳的时候，我常喜欢晃着脑袋，捕捉从孔穴和缝隙里透进的光线。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脸，甚至远方的城市。我给两个儿子讲这个，他们的爸爸丹·凯西说：“瞧，你们妈妈家里穷透了，他们连电视都买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这些污渍—你们的妈妈只有天花板上的污渍可看！”他素来喜欢取笑我以贫穷为荣的想法。

父亲很老的时候，我发觉他并不怎么介意人们尝试新做法—比如说吧，我的离婚—他更介意的是他们编出各种新理由来作解释。

谢天谢地，他无须知道嬉皮士公社那类事。

“主可从来没想这样。”他常这么感叹。在绣线菊灌木丛后头，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们围坐在漫长昏暗的走廊里，他会感叹，主可从来没想要人们骑着摩托车或雪地摩托车在乡下乱闯。还有主可从来没想要护士们的制服变成长裤。护士们对此毫不介意。她们管他叫“帅哥”，还告诉我他是一个真正的老甜心，一个真正虔诚的老绅士。她们对他那头浓密乌发惊叹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头密发。她们给他洗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趁还湿着，用她们的手指给它绕出波浪。

有时，尽管她们百般照料，他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他想回家。他担心母牛啊，篱笆啊，还操心谁来起床生火的问题。偶尔也会有个把刻薄的瞬间—不过非常少见。一次我进门时，他带着敌意，轻蔑地瞥我一眼，说：“这会儿你膝盖上的皮还没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问：“为啥？擦地板吗？”

“做祈祷嘛！”他唾弃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谁说话。

我不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以外还有过什么别的颜色。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留—它曾经是棕色的。我常常缠着她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伦特，还是像多莉？”它们是我们家的两匹工作马，组成一支马队。

“我说不清。那又不是马毛。”

“是像巧克力吗？”

“有点吧。”

“它变白了，你不难过吗？”

“没有，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样了。”

恨始终是一种罪过，母亲告诉过我。记住这个。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我被这个震住了，挺想做个试验来着，但我知道不能浪费牛奶。

我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关于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各种事情，都知道或者听说了。我取名尤菲米亚，这曾是我母亲的母亲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名字，现如今没人叫这个了。在家里他们叫我菲米，不过，我工作后，自己改名叫费玛[1]。我丈夫，丹·凯西，就管我叫费玛。多年后，我离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饭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门，一个男人问我：“费玛，我一直想问你来着，你到底为什么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为我会浪费时间跟你这样的傻瓜讨论？”

之后我想过彻底换个名字，诸如琼之类的，可除非我从这里搬走，否则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岁，帮着母亲给楼下一间闲置的卧室贴墙纸。母亲的妹妹贝瑞尔要来看我们。两姐妹已多年未见面。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们的父亲很快就再婚了。他带着新老婆和小女儿贝瑞尔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是西雅图。母亲不愿跟他们走。她留在他们之前一直住着的拉姆塞镇上，在一对没孩子的邻居夫妇家寄宿。她和贝瑞尔长大后只见过一两面。贝瑞尔住在加利福尼亚。

墙纸是白底矢车菊花纹的。它是一卷纸的最后一截儿了，母亲以打折价买了来。这意味着我们得煞费苦心地对图案，门背后只能用碎片和纸条拼拼凑凑。那时还没有自粘墙纸这种玩意儿。我们在前厅支起一张搁板桌，调了糨糊，用板刷刷到墙纸背面，挑掉疙瘩。我们忙活着，窗子推上去，留着纱窗透气，关着纱门，敞开前门。透过纱网和不平整的旧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热无比，百花盛开—牧场上开着乳草和野胡萝卜花，芥菜疯长，几片田当时种着荞麦，一片奶油色。母亲唱着歌。一首据说是她妈妈常在她和贝瑞尔还是小女孩时唱的歌。

我从前有个情郎，现在落了单。

他走啦，留下我一个人泪汪汪。

他走啦，把我抛下，可我不悲伤。

我呀要再找个情郎，比他还要强！

我兴高采烈，因为贝瑞尔要来了，一个客人，从加利福尼亚远道而来。此外，也因为我六月底进镇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希望很快收到高分录取的消息。乡间学校所有读完八年级的人都要到镇上考试。我喜欢这个—沙沙响的大张考卷，庄严的寂静，石头造的巨大的高中校舍，刻在桌上、涂了清漆变成深色的古老缩写字母。屋外首度绽放的夏天，绿色黄色的光线，带有城镇气派的栗子树，还有金银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镇子，我如今住了大半辈子的镇子。我对这些惊奇不已，对我自己也一样—这个能够轻而易举地绘制地图、解答难题、知道许多答案的人。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聪明。不过我还不够聪明，不足以理解最简单的事实。我甚至不明白，参加考试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可能上高中。怎么上呢？那时还没校车，你得住到镇上。我父母供不起这个。就像那时候的很多农夫一样，他们只有一点点现金。奶酪厂付的钱就是唯一的固定收入。而且他们也不觉得我的生活该往那个方向发展，去读高中。他们觉得我该待在家里，帮母亲做事，或许还可以出门打工，到邻近的人家照料生病或生孩子的女人。一直干到比如说我结婚为止。那就是我收到成绩之后，他们要对我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