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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的迈尔斯城（第1页）

爸爸扛着淹死男孩的尸体，穿过田野走来。搜索归来的共有好几个男人，不过扛尸体的是我爸。他们全都浑身泥泞，精疲力竭，走路时耷拉着脑袋，好像深感羞耻。狗儿也没精打采，浑身滴答着冰冷的河水。几小时前他们集结出发的时候，狗儿们劲头十足地吠叫着，男人们精神抖擞、意志坚定，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紧绷绷的、难以言喻的激动气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结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岁。他的头发和衣服现在都是泥浆色，沾着枯叶、树枝和杂草。他就像一堆整个冬天都丢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脸扭向我爸的胸膛，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鼻孔、一只耳朵，塞满绿莹莹的烂泥。

我想不是这样吧。我想我没有真看到这些。或许我看到爸爸扛着他，其他男人跟在后面，还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许凑那么近，居然能看到鼻孔里的烂泥。想必我是听人谈到这个，想象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脸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烂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头鬼脑的脸—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水里泡了那么多小时，它应该已经发胀、变形，或许还被泥浆完全覆盖了。

不得不带回这样的消息，这样的证物，给等待的家人，特别是给一个做妈妈的，这足以让搜索者们步履沉重，不过事实上更糟糕。（人们窃窃私语道）不是一般的可怜呐，等着接收斯蒂夫·高雷，对他表示应有的哀悼的，并没有什么妈妈，根本就没什么女人—没有祖母或姨妈，就连姐妹也没有。他爸是个雇工，是个酒鬼但不是醉鬼，是个怪人却并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祸。他成为父亲似乎是个意外，做妈的开溜了，孩子留给他，父子从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纯属偶然。他们住在一幢斜顶灰墙的破烂房子里，仅比小棚子稍好一点—做爸爸的挨到没办法了，总算修了屋顶，在走廊上装了支柱，勉强凑合着用—他们的生活同样七拼八凑，也就是说，差一点就要接受儿童救助了。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也不给对方做饭，不过吃的总归是有的。有时做爸爸的会给斯蒂夫钱去商店买吃的，也有人看到过斯蒂夫买一些相当正常的东西，比如煎饼粉和通心面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对他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比我大两岁。到了星期六，他会到我们家晃荡，对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但就是不肯从我身边跑开。我每次玩秋千，他肯定要在旁边跃跃欲试，要是我不给他玩，他就跑过来拼命推我，弄得我摇摇晃晃的。他欺负狗。他常让我陷入麻烦—事后看来，我觉得他是不怀好意，故意为之—会挑逗我去做平时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弹子大小时就挖出来，看看它们长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们再从上面跳下来。在学校里我们从不跟对方说话。他独来独往，但好像并不在乎。不过，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静的身影从雪松丛中滑过，我就知道我准得出点事，而他正在策划。有时也会一切顺利。我们会扮作牛仔，驯服野马。我们在河边牧场上玩，距离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在一条流到安大略省南部、汇入索津河的无名小河边，我们既是马又是骑手，一边尖叫一边学马叫，既要扑腾蹄子，又要挥舞着树枝做的鞭子。

葬礼在我家举行。斯蒂夫爸爸家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我记得房间里挤挤挨挨的，不过不记得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斯蒂夫，或者牧师，或者花圈。我记得举着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么人在室内催熟的盆栽，因为这会儿树林里连翘、延龄草或金盏花都还没开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们唱儿童赞美诗，有人在我们的钢琴上弹伴奏：“等主回来，快要回来，要收聚他珍宝。”我穿着白色编织长袜，被它们弄得很痒，膝盖和脚踝处都皱巴巴的。袜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觉，与我记忆里的另一种感觉混在一起。说来有点复杂。它与我爸妈有关。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不过我的感觉更糟。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

大约二十年之后，1961年，我丈夫安德鲁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我们的第一辆—也就是说，我俩的第一辆全新的车。一辆莫里斯牛津车，牡蛎色（卖车的人对这颜色有个更动听的叫法）—一辆挺大的小车，有大量空间给我们和两个孩子，六岁的辛西娅和三岁半的梅格。

安德鲁拍了一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裤子、黑色高领毛衣，戴着墨镜。我慵懒地靠在车门上，侧着臀部，以便看起来苗条些。

“不错，”安德鲁说，“很棒。看起来像肯尼迪夫人。”或许这整片大陆上，所有黑发、还算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比较时髦的时候或者拍照片时，都会被赞美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鲁给我、孩子们、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远足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拍了好多照片。他冲洗了很多张，仔细贴上标签，寄给他在安大略的妈妈、姨妈和叔叔。他也给我一些照片，让我寄给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过没像他那么频繁。安德鲁看到原以为我已寄出的照片还搁在家里，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开心。他一心希望这些记录都传出去。

那年夏天，我们要展示我们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们打算从眼下住着的温哥华去安大略，后者我们叫作“老家”，要开新车去。路上开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后再开五天回来。这还是安德鲁头一次有三周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务部工作。

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把手提箱、两个热水瓶（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画画本、蜡笔、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中寒冷），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一本正经地说：“再见啦，房子。”

梅格说：“再见，房子。”然后她问，“现在我们住哪呢？”

“不是永远再见啦，”辛西娅说，“我们要回来的，妈妈！梅格以为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我没有。”梅格踢着我的靠背抗议。

安德鲁和我戴上太阳镜，开车出发了。我们开过狮门大桥，穿过温哥华的主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交界点—我们的国家。我们横穿美国，沿最北的路线朝东开，在安大略省的萨尼亚会再次进入加拿大。我也说不清选了这条路线是因为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那种滋味：开车横跨一个外国，或者说一个有点外国感的国家—想要那种额外的趣味和冒险感。

我们全都兴致勃勃。安德鲁数度赞美这车。他说，开它的感觉，比开我们的老车，那辆1951年的奥斯汀好多了。后者上坡时速度会可怜地减慢，而且形象像个紧张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鲁这么评论道。

“这辆车的形象像什么呢？”辛西娅问。她听我们说话很仔细，喜欢尝试诸如“形象”这样的新词。通常都能用对。

“活泼的，”我说，“有点运动型的。但并不卖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档次，”安德鲁说，“就像我的形象一样。”

辛西娅想了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得意问道：“那就是说，像你希望你是的样子，对吗，爸爸？”

至于我嘛，我对于离开感到很高兴。我喜欢出发。在自己家里，我好像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有时是躲开孩子们，不过更多时候是躲开要做的工作、要接的电话，以及邻居的搭讪。我想躲起来，投身于我真正的工作，那有点像是在遥遥召回我自个儿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顿中，总找不到想要抓住的东西。但旅行时却是一帆风顺。我可以跟安德鲁说话，跟孩子们聊天，可以看看他们向我指出的各种东西—标牌上的一只猪啊，田里的一匹小马啊，旋转展台上的一辆大众车啊—同时把柠檬水倒进塑料杯。所有这些时刻，魂魄的碎片都飞回我体内各就各位。基本结构于是便成形啦。这让我充满希望，心情愉快。做一个观望者，正是这件事的关键。做一个观望者，而不是守护者。

我们在埃佛瑞特[1]向东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图上给辛西娅指出我们的路线。我先给她看全美地图，上面也绘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后我打开要穿过的每个州的地图。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我给她看穿过密歇根湖的虚线，它就是我们要搭的渡船的路线。之后我们会开车穿过密歇根，开到安大略省萨尼亚，那座连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桥。就到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