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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包（第2页）

劳伦斯说：“玛歌达，你知道吗，我四十岁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飞机带我上天？”

“其实不是我开的啦。”戴妮斯说。

“我四十岁生日，1969年。月球登陆那一年。月球登陆实际上比那迟了两天。她听到过我说希望能从一千英尺高空看看这个地方。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那回已经飞过了，但没看到什么。”

“我只付了他一个人上去的钱，但到头来我们全都上去了，挤在一架五座飞机里，”戴妮斯说，“价钱不变。”

“我们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贝尔。”劳伦斯说，“得有人让出位置，于是她让了。”

“我让他—让爹地—蒙着眼睛，开车到了飞机场，”戴妮斯告诉玛歌达，“哦，不是蒙着眼睛开车—”他们全都笑了—“是蒙着眼睛坐车，免得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得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是妈妈开的车，”劳伦斯说，“我想我蒙着眼睛也能比她开得好点。为什么是她开，而不是伊莎贝尔？”

“我们不得不坐奶奶的车去。标致车没法装下我们所有人，而我得让所有人都去看你，因为这是我操办的大事，是我的礼物。我真是个糟糕的导演。”

“我们全都在丽都湖区上飞了一通，”劳伦斯说，“妈妈很高兴。记得吗，那天早上她刚刚跟那些嬉皮士干了一架。所以对她而言那是件好事。飞行员够慷慨。他让他老婆辛苦做蛋糕，不是吗？”

戴妮斯说：“她是个食品定制师。”

“她做了我的生日蛋糕，”劳伦斯说，“就在那个生日。我后来才知道的。”

“不是伊莎贝尔做的吗？”玛歌达问，“伊莎贝尔没做蛋糕吗？”

“烤箱坏啦。”戴妮斯说。她的声音警惕起来，有点懊恼。

“哦，”玛歌达说，“那干架是怎么回事？”

戴妮斯、彼得和父母每年夏天从渥太华赶到木屋，孩子们的奶奶索菲总是先到一步，她从多伦多开车过去。房子已经打开通风，清扫干净，就好像向来如此。戴妮斯会冲进所有昏暗的、岩洞似的房间，拥抱粗笨的垫子，夸张地表示来这里的开心。不过她确实是发自肺腑。房子散发着旧雪松木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潮气和冬天的耗子味道。每样东西都恒久不变。这里有无聊的扑克牌，教会你加拿大野花的名称；有拼字游戏，其中的y和一个u不见了；有索菲小时候看过的好玩得不行的书，一战时期的卡通书，不配套的碟子，索菲用作烟灰缸的破茶碟，带着要么是金属要么是洗碗水怪味儿的刀叉。

只有索菲用烤箱。她端出硬邦邦的烤土豆、中间夹生的蛋糕和骨头还带血的烤鸡。她从没想过换个烤箱。她是有钱人的女儿，后来变穷了—当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助教，在她的大半个工作生涯中，大学教师都穷困潦倒—养成了古怪的消费习惯。坐火车时总是自带三明治，从不去理发店，但要说送劳伦斯上普通学校，她连想都不愿想。她对木屋非常吝啬，不是因为不喜欢它（其实很喜欢），而是本能让她在漏水处摆上罐子接水，给弯曲的窗框贴上胶带，对地板上的凸起视若无睹（它表明房子有一根柱础坏了）。不管手头多么紧张，她从不考虑卖掉房子周围的地皮—她的兄弟们早就把在她两侧的地皮都卖给了农夫，赚了一大笔。

戴妮斯的爸妈私底下给索菲起了个绰号，这是他俩的秘密：“老挪威人”。貌似他们认识不久后，劳伦斯就对伊莎贝尔形容索菲：“我妈妈不像你们那种普通的妈妈。她能读老挪威语。实际上，她自己就有点像个老挪威人。”

开车去木屋的一路上，他们感觉到索菲已经先到一步，便玩起这个游戏。

“老挪威人的车窗会用黑胶带贴住吗？”

“不会。要是老挪威人的车窗破了，那就永远不会去补。”

“老挪威人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是什么？”

“我们来瞧瞧，我们来瞧瞧。大都会歌剧院？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德[1]唱的瓦格纳？”

“不对。那些太露骨了。太精英了。”

“各国民歌？”

“老挪威人早饭吃什么？”戴妮斯从后座回答：“稀粥！”稀粥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稀粥加鳕鱼。”劳伦斯说，“绝不能跟奶奶提到这个游戏啊，戴妮斯。老挪威人暑假去哪里？”

“老挪威人从来不过暑假，”伊莎贝尔严厉地指出，“老挪威人只过寒假，去北方。”

“斯匹次卑尔根岛[2]，”劳伦斯说，“詹姆斯湾低地[3]。”

“坐船巡游，”伊莎贝尔说，“从特罗姆斯[4]到阿尔汉格尔斯克[5]。”

“那里有很多冰吗？”

“嗯，是乘破冰船去的。而且天色昏暗，因为巡游只在十二月和一月进行。”

“难道奶奶不会也认为这很好玩吗？”戴妮斯问。她想象着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穿过走廊迎接他们—一个敦实强健、有雀斑的老太太，变白的金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她的旧外套、毛衣和裙子的味道跟这房子差不多。她平静而亲切地欢迎他们，尽管也有点不知所措。她吃惊，是因为看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因为劳伦斯突然变得这样兴高采烈，因为伊莎贝尔显得如此苗条年轻吗？她知道他们一路上在车里是如何编排她的吗？

“或许吧。”劳伦斯令人气馁地答道。

“在她读的那些古代诗歌里，”伊莎贝尔说，“你知道那些古老的冰岛诗歌，里面有最可怕的血腥的砍人故事—尤其是女人，其中有一个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把血掺进酒里给她丈夫喝。我读过那个。可索菲却是这样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挺怪吗？”

伊莎贝尔早上开车到奥布雷维尔取生日蛋糕。戴妮斯跟她同去，以便在归途中负责抱蛋糕。飞行计划在下午五点。只有伊莎贝尔知道这事，因为上周是她开车送戴妮斯去机场的。这全是戴妮斯的主意。现在她一心担心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