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车碰撞后会有什么结果,是用基本物理学原理就可以计算出来的。结果会怎样,全然取决于机运,但能够解释机运这种现象的,则是以下这个公式:能量×时间=质量×速度差。把这个数值加上一些偶然的变量,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真实而毫无悔意的故事。例如,借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一辆二十五吨重、时速八十公里的重型卡车,如果撞上一辆一千八百公斤重(其中包括蒙森双胞胎的重量)、以相同时速行驶的轿车,会是什么状况。除了机运这个因素,如果把撞击点、车体的坚固程度与两辆车的对撞角度也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故事就可能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它们会有两个共同的特点:每个版本都是一桩悲剧。而且,下场会很惨的,都是轿车。
葛雷夫开的卡车与拖车在十点十三分撞上零一号巡逻车──它是一辆一九八九年出厂的沃尓沃740轿车,被撞到的地方就在驾驶座的前方,当车被撞得往空中飞的时候,汽车发动机、两个前轮,还有面疱小子的双腿都往一边推挤,穿出车体。没有安全气囊弹出来,因为一九九○年以前出厂的沃尓沃汽车都还没有装气囊。警车已经被撞得稀巴烂,它飞出路面,越过路边护栏,落在斜坡底部沿着河边生长的茂密云杉林。在这辆警车穿过树顶往下掉之前,车身扭转了一次半,腾空翻了两圈半。现场没有证人可以确认我所说的话,但这就是事发经过。如我所说,这一切是用基本物理学原理就可以计算出来的。相同的,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这样算出来:相对来讲,那辆卡车几乎没什么损伤,它只是继续在没有人车的十字路口前进,发出一长串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之后煞车停下。最后当煞车被放开时,它发出像龙喷鼻息似的哼声,橡胶与煞车盘来令片的焦味弥漫在一片风景中,好几分钟都没散掉。
十点十四分,云杉不再摇晃,尘埃也都已落定,卡车的发动机怠速,阳光一样持续照射在海德马克的原野上。
十点十五分,第一辆车经过了犯罪现场,很可能那驾驶什么都没看到,只见旁边的碎石小路上停着一辆卡车,还有他的车底发出嘎吱声响,可能是因为辗过了刚刚留下的碎玻璃。他不会看到有辆警车翻覆在河边的树下。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姿势刚好看得出我们的车顶着地,车身被河边的树木遮住了,所以从路上看不见我们。刚刚我说的时间对不对完全取决于松戴手表的准确度,它就在我面前滴答滴答地走着。至少我认为那是他的表:因为那支表挂在一只断臂的手腕上,臂上还缠着一片灰色雨衣的碎片。
一阵风吹过,煞车来令片的树脂味与卡车柴油发动机的怠速声响都被风带了过来。
万里无云,阳光穿透树梢闪烁照下。我的身边却在下雨:汽油、机油,还有鲜血不断从我身边落下。滴下来又流掉。大家都死了。面疱小子的脸上不再有面疱,应该说,他已经面目全非。松戴的脸只剩下平面,好像厚纸板上的人脸。我可以看见他的双眼朝自己的两腿之间往前瞪。双胞胎的身躯多少比较完整一点,但是也没了呼吸。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完全是因为蒙森一家人的体重天生就很有份量,身体形成了完美的安全气囊。他们的身体刚刚救了我一命,但现在却慢慢开始要我的命。整台车都被压扁了,而我现在正头下脚上地挂在我的位子上。我有一只手臂可以活动,但是身体却紧紧地卡在两个警察的尸体中间,无法动弹,也不能呼吸。然而,目前我的感官都还是很正常地在运作。因此我发现汽油正慢慢流出来,感觉到它沿着我的裤管与身体往下流,从运动服的领子流出去。我也可以听见路边的卡车声,听见它喷着鼻息,清清喉咙,持续抖动着。我知道葛雷夫正坐在那里思考,评估此刻的状况。他可以从卫星定位追踪器看得出来我没有移动。他心想还是应该下来看一下,确认大家都死了。但另一方面,要下到斜坡底部实在很难,要回去更是难上加难。而且,这种车祸当然不会有任何生还者,对吧?但亲眼看过还是会让人睡得比较安稳一点。
开车吧,我心里恳求着,开车吧。
对于清醒的我而言,最惨的就是我可以想像如果他发现我满身汽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开车吧,开车吧。
卡车柴油发动机持续低声作响,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似的。
此时我已经完全明白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葛雷夫登上台阶朝辛德雷.欧走过去,不是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因为他光看卫星定位追踪器的显示荧幕就可以知道。葛雷夫必须把欧给做掉,纯粹是因为欧看到了他的人跟车。但是,当葛雷夫沿路走到小木屋时,我已经先去厕所了,当他在小屋里找不到我的时候,就用追踪器再测一遍。令他惊讶的是,讯号居然不见了。因为当时我头发里的发报器已经浸到粪便里了,如同先前提过的,霍特的发报器没办法发出具有强大穿透力的讯号。尽管我是个白痴,运气倒还不错。
葛雷夫接下来就派狗去找我,他自己在那边等。还是没有讯号。因为发报器周遭那些干掉的粪便依旧挡住了讯号,当时我正在查看欧的尸体,然后就驾驶曳引机逃走了。直到那天半夜,葛雷夫的卫星定位追踪器才又开始接收到讯号。当时我正躺在担架上,在医院里淋浴,头发上的粪便都被冲掉了。于是葛雷夫跳上车,在黎明时分抵达医院。天知道他是怎么偷到那辆卡车的,总之他可以再度找到我──布朗,你这个胡说八道的疯子,居然还真的求人把你逮捕。
松戴断手上的手指仍然握着行李袋提把。他的腕表正滴答作响。十点十六分。再过一分钟我就会失去意识。两分钟内我会窒息。快点下定决心吧,葛雷夫。
然后他真的决定了。
我听见卡车的吐气声。发动机转速下降,表示他已经把发动机关掉,要往这里来了!
还是……他要换档开车了?
我听见卡车低声隆隆作响。轮胎上的二十五吨重量把碎石路压得吱吱嘎嘎。隆隆声变大,再变大,最后变得更安静。那声音遁入乡间,消失无踪。
我闭上眼睛,心存感谢。为的是没有被烧死,只是缺氧致死而已。因为,那绝对不是最惨的死法。我的大脑一个个区块逐一停止运作,先是感到昏昏沉沉,变得麻木,无法思考,接下来问题也将化为乌有。某方面说来,那就像是喝烈酒喝到醉一样。对啊,我心想,我可以接受那种逐渐垂死的方式。
想到这里,我几乎大笑出来。
我这辈子总是要试着成为跟我爸相反的人,最后结束人生的方式却跟他一样,死在一辆撞毁的车里。而过去我跟他到底有多少不同呢?当我长大到再也不容许那个该死的酒鬼打我时,就换我开始打他了。我用他打我妈的方式打他,也就是绝不留下任何伤痕。另外一个例子是,他提议要教我开车,我礼貌地拒绝了,还跟他说我不想考驾照。我跟大使那个被宠坏的丑女儿叙旧,因为以前我爸都要载她去上课,所以我带她回家吃晚餐,借此羞辱他。但是当我看到主菜上完,我妈到厨房里去准备甜点时居然哭了起来,我又后悔了。我申请就读一家伦敦的大学,只因我爸说过那里是个专供社会寄生虫就读的豪华学校。但是,他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生气。当我跟他说这件事时,他甚至勉强挤出一抹微笑,看起来为我感到骄傲的样子,那个狡猾的老杂碎。所以,后来在那年秋天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跟我妈一起从挪威到学校去看我,我拒绝了,只因我不希望同学发现我爸不是外交高官,而是一介司机。这似乎是我脆弱的地方。当然,不是我的弱点,而是我的隐痛。
举行婚礼前两周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要跟我认识的一个女孩结婚了,我跟她解释说,婚礼很简单,就只有我们俩还有两个证人,但是我欢迎她去观礼,前提是她不能跟我爸一起去。我妈大发雷霆,她说她当然不可能不跟他一起去。高贵而忠心的人总有个缺点:即使是对那些最下流的家伙,他们还是很忠心。呃,而且他们对那些人特别忠心。
那年夏天,荻雅娜本来要在学期结束后去跟我爸妈见面,但是在我们离开伦敦的三周前,我接到了车祸的噩耗。有个警察透过一通讯号不良的电话跟我说,车祸发生在他们要从小木屋返家的路上。那天晚上下雨,车子开得太快了。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旧路暂时改道。路上出现了新的、可能有点不理想的弯道,但是有摆一个写着危险路段的标志。想当然耳,新铺的柏油会吸收路面的光线,而路边停了一辆压路机。我打断警察,跟他说警方应该对我爸做酒测,如此一来他们才能确认我早已知道的事:我爸害死了我妈。
当晚我独自到一家位于男爵广场的酒吧买醉,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哭泣。那天晚上我把最后的眼泪滴在熏臭的小便池里,在碎裂的镜子里看见我爸那张毫无生气的醉脸。我想起他把棋子扫落棋盘时,眼中平静而全神贯注的神情,皇后被他扫得在空中翻转──转了两圈半,最后掉在地上。然后他开始打我。我看见他举起手,甩了我一个耳光,只有那一次我目睹他流露出一种被我妈称之为变态的眼神。躲在那眼神后面的,是一只丑陋、优雅而且嗜血的怪物。但那也是他,我的父亲,给我血肉的人。
血。
我内心长期以来藏得比对我爸的否定还要深的某个东西,如今浮现出来。我隐约想起一个曾从我脑海闪过,但此刻再也压抑不住的念头。那念头以更为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身体的疼痛让它变得清清楚楚,变成一个事实。一个近在眼前,但是因为我欺骗自己,因此被我掩盖的事实。我之所以不想要小孩,并不是因为怕被小孩取代,而是因为我害怕那个变态的眼神。我怕自己身为我爸的儿子,也跟他一样变态。我怕我的眼睛后面也藏着变态的怪物。我对所有人说谎。我曾跟柔媞说,我不要那孩子是因为孩子有缺陷,也就是染色体异常引起的唐氏症。但事实上真正异常的是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