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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去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白宫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发现了普京这个人非同寻常，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样也没有人说他是叶利钦圈子里的成员。这个圈子在我们的媒体中更多地被称为“家族集团”。当然，普京非常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他没有进入家族集团圈子，也并不想进入。1998年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鲍里斯·叶利钦决定更换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包括解除局长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将军的职务——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一名国家安全人员。叶利钦对科瓦廖夫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却不满意科瓦廖夫在联邦安全局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现出的判断问题时的独立性。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真想过，由谁来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刹那间就出来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机关工作过多年；第二，他进过宏观管理大学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这个人可以忠于民主、市场经济观念，并且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就这个问题征求了总理基里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后，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任命通过后，普京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与科瓦廖夫将军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机和基里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后，叶利钦邀请普京到克里姆林宫并与他做了一番长谈。叶利钦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的军衔。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为什么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离开了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我是一个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对联邦安全局机关总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调整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分关注。在这次调整中，许多军官被强令退休，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年纪大的人：在联邦安全局机关内，有许多人有优待任职期——工作一年算两年。普京任命了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三人为副局长，他们都是普京早在情报机构或是列宁格勒工作时就认识的。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总局一个直属部门的领导。普里马科夫对这些任命明显表现出不满，但叶利钦认可了联邦安全总局的这些人事变动。总统对普京的工作非常满意。

索布恰克从圣彼得堡出走这段历史并没有使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产生隔阂。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达巴黎之后向叶利钦做了粗略的汇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也写了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卫生部长舍甫琴科，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的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但是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

在该书的100页后，叶利钦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这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总结》杂志编辑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时刻》中认为，正是在这一天，总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他将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就从此改写了。”

两位总统（2）

但事实上，普京的命运在4个月中并没有什么变化。1999年5月12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叶利钦任命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为新总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鲍里斯·叶利钦承认普里马科夫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总理的能力和优点。但可以想像得出，叶利钦很不喜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独立性和日益升高的支持率。叶利钦这次选中了斯捷帕申，后者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政治家，都是软弱的。但正如叶利钦认为的那样，所有的这些任命和辞职都不过是他深思熟虑计谋的一部分，而这一计谋他不想向任何人公开，包括自己身边人。

普京——总理

根据叶利钦的叙述，向弗拉基米尔·普京移交政权的决定早在1999年4月底或5月初时就做出了。按照他的想法，公布普京为继承人应当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时机最好选在俄罗斯选举前斗争最激烈时，因为普京的果断性格和强硬作风在那时肯定非常有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分析，还因为普京领导联邦安全会议和联邦安全总局，我不能同他进行最后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他对我的计划一无所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不仅仅打算给他提供‘在官职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还想把皇冠给他戴上。我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给他：历经多次选举的胜利，通过他所不喜欢的公开化政治，国家保持了民主、自由和正常的经济，这些都是留给他的政治遗产。到2000年，这些担子将非常沉重。甚至就连他这样坚强的人也会感到如此。”

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先的确不知道叶利钦有这样的计划。尽管普里马科夫总理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之间的关系远远不能说很好，并且在1999年春天，他们还有过一些冲突，但普京还是明确不支持突然解除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而由谢尔盖·斯捷帕申接任总理。普里马科夫下台后三天，以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普京为团长的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总局的联合代表团看望了他。由于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功绩，普里马科夫拥有很好的名声。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对他来说没有预料到的、令他非常高兴的探望。

8月初的时候，叶利钦召来自己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他一起讨论任命普京担任总理的问题。问题只是在时间期限上：在8月还是在9月、10月？他们决定不宜推迟。叶利钦在《总统马拉松》一书中写道：“8月正好是休假季节，普京的任命将像一场晴天霹雳。所有人在一刹那间就会紧张起来，但过几个星期之后，人们会逐渐淡忘政治，情绪也会平静下来，那我们就达到了目的，普京也有时间抓紧工作！”

1999年8月5日，叶利钦会晤了普京，并向他说明了自己任命他为总理的这一决定。叶利钦向他解释说，这样做的动机最主要的是要取得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势头强劲，这种状况让叶利钦总统深感不安。普京对叶利钦说，他将遵从总统的意见，担任总理职务，但是他承认，他不喜欢竞选斗争，也不想参与进去。在他的记忆中，还不时闪现在圣彼得堡遭到伤害的情景。普京问：“在选举中，我们将依靠谁呢？”叶利钦回答：“我不知道，我们将建立一个新党。对于你来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上。”这次谈话使普京明白竞选活动的重担已经落在了其他人的肩上。叶利钦问：“如果让你在最高的职位上，那会怎么样呢？”普京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叶利钦在结束谈话时说：“那你想一想，我信任你。”

叶利钦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斯捷帕申，后者显得非常激动，并请求暂缓几天做决定。在叶利钦周围还有许多人对他的计划感到不满，一些人甚至试图劝阻总统。表现得特别积极的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劝说普京自己拒绝这项新的任命。丘拜斯说：“你简直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最好自己拒绝，这比今后在压力下做出决定要好得多。”但是，普京回答：“这是总统的决定，我必须执行它。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上也会是这样的。”那时，丘拜斯通过办公厅、叶利钦身边的人开始了活动。丘拜斯会见了沃洛申、尤马舍夫和塔季扬娜·季亚琴科，还威胁说，到时不仅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会抗议，而且就连劳动者也会大规模集会，“而愤怒的卢日科夫会怎样呢？他可能带领几万人走上红场——这一切都说明总统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丘拜斯甚至同意回到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上来帮助弱势的总理斯捷帕申。

可叶利钦需要的不是丘拜斯，而是普京。8月9日，他签署了任命新总理的命令，并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的确，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总理不仅让俄罗斯而且还令国外的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困惑。叶利钦说，他将普京视为自己总统职位的继承人，并且正是普京“可以让周围人团结在一起，在新的21世纪复兴伟大的俄罗斯”。叶利钦的话让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心情无法平静。尤里·卢日科夫针对这件事说：“这简直就是政坛怪事！”鲍里斯·涅姆佐夫支持首都市长的观点，认为这是“失去理智的行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应是：“该去医院。”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选择普京担任总统的建议是老年的叶利钦做出的最怪诞的政治决断之一。不过，丘拜斯曾经预言的“劳动者的大规模集会”或者是狂怒的莫斯科人冲向广场的一幕没有出现。

两位总统（3）

出人意料的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就快速通过了对新总理的提名。《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有关这次杜马会议情况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不令人开心的，甚至还有点枯燥。议员们早已对批准新总理的任命程序了然于胸、对过程厌烦已极，这丝毫引不起他们的任何兴趣，尽管普京的发言给议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普京回答问题很坦诚，他诚实地回答说自己不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在杜马会议场外说：“这是一个技术型政府里的技术型总理。”在评论对普京的新职任命时，《消息报》写道：“鲍里斯·叶利钦的总统政权从未如此虚弱，尽管总统想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更加强硬。由于普京的个性和最高统帅的命令，强力部门的影响让国家保持稳定。我们有了一个执行简单技术决定和命令的政府。或者说，有‘装甲技术’支持的技术型政府。”　但是最为恶毒的评论来自《总结》杂志。加莉娜·科瓦利斯卡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鲍里斯·叶利钦从自己相当多的干部‘烂牌’中抽出了一张最不起眼的、难看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宣布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如此黯淡的、不显山露水的人能做什么事情呢？不仅完全失去了超凡性，而且没有一点个人魅力。可以说，将普京作为赌注是叶利钦班子完全绝望的表现。”

但自1999年9月起，尤其到了10月，由于在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快速而有效的决定和行动，普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并赢得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对政府和军队的支持。这种状况出人预料，而且实质性地改变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格局，使一贯强大的联盟，如由最重量级的政治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里·卢日科夫和明提米尔·沙伊米耶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退居到第二或第三位。而恰恰是这个竞选联盟让叶利钦及其身边人感到最大的威胁和不快。谈到1999夏天和秋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情，叶利钦回忆到：“这个二轮马车（指的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可能会取得振聋发聩的优势（普里马科夫和共产党人达成妥协），那么未来的总统选举将失去所有意义。他们能够取得修改宪法的多数，完全合法地以23的表决通过任何一个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改变国家的总统制政体！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可能采取这样的策略，这样一来，今后与他们的斗争将变得毫无意义。”

众所周知，新的中间力量的联合“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而这个党甚至没有清晰的政治纲领，并且仅仅在选举前3个月才组建完成。在这个竞选联盟中，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人。“统一党”惟一严肃的政治资本就是来自于普京的支持。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他将投票支持谢尔盖·绍伊古领导的政党。几个星期后，他出席了这个新的竞选联盟大会。叶利钦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统一党”领导人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也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列入到“统一党”竞选名单上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因此，对所有政治观察家和分析家还有叶利钦本人来说，“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胜利都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对于这一点，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

毋庸置疑，国家杜马选举中各竞选集团都大量使用了“肮脏技巧”。现在人们还能经常回忆起，1999年秋天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谢尔盖·多连科联手在公共电视台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发动谮言中伤的肮脏伎俩。难道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卢日科夫身边人控制的“独立电视台”和第三频道播放的有偏见性的节目还少吗？从对大众传播媒体的总体影响程度看，莫斯科市政府和“梅地亚…桥”集团实际上超过了支持总统和“统一党”的“梅地亚控股”。从批评总数来看，针对鲍里斯·叶利钦、亚历山大·沃洛申、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瓦连京·尤马舍夫以及整个“家族”的要超过针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的。

反对派想要搜集来自“统一党”的绍伊古、卡列林和警察将军古罗夫的反面材料的尝试归于徒劳。他们没有找到足以败坏弗拉基米尔·普京名声的材料，虽然他们进行过尝试，包括调查他在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