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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不想继承科伦斯基的;列宁也并非无缘无故地担心斯大林执政的危害,后者只是在口头上过分颂扬列宁,实际上却坚决拒绝执行20世纪初列宁的观点和探索;赫鲁晓夫将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勃列日涅夫则宣布批判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安德罗波夫不希望看到切尔年科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切尔年科也不愿意由那个积极与“停滞时代”的秩序斗争的戈尔巴乔夫来继承他。至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争斗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记忆更深刻。

两位总统(9)

俄罗斯和苏联在20世纪没有任何自然和正常的政权交替体系,这也正是俄罗斯人民经历困难和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上面列举的领导人中,有5位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领导着国家,有3位由于革命而被迫离开政权,1位是由于宫廷政变下台。只有叶利钦是提前并自愿离开的,他将权力交给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这是一种进步。人们期望,这种政权交接今后在俄罗斯能成为正常的、按照宪法平稳过渡的程序。今天,俄罗斯已经出现了建立民主的权力接班体系的现实可能,我们没有权力使之丧失。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1)

总统选举

从1999年秋天开始,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下出现了一个焦点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最初,普京以总理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是代理总统,2000年3月26日开始,他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仅仅是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我们对这个人还几乎一无所知,可在这次大选中,他却相当轻松,在第一轮选举中就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们: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阿曼·图列耶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等等。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没有超出观察家的意料。但是他在俄罗斯政坛出现的本身、他“火箭式”窜至权力顶峰的过程、他对俄罗斯局势的影响、他所拥有的威望和得到的认可以及作为新领袖所唤起的全国人民的兴趣,从1999年9月起就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外,也是媒体的主要话题。

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一位政治领袖如此迅速地产生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全国的认同,不仅在20世纪的俄罗斯不曾有过,而且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不算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话。通常,在所有国家里,一位国家的政治领袖的横空出世是一系列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果在集权制度下还常常伴随有流血发生。

不过,2000年冬、春季的总统竞选活动较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进行得更为平静。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并没有对普京构成严重威胁,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早在1月就已经退出了对总统职位的角逐,因为他不想徒劳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此,普里马科夫向普京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尊重,而普京也表示了自己对一位长者和政治家的由衷敬意。这是很好理解的,归根结底他们两人都是爱国者、国务活动家和中派主义者,是正直而又负有使命感的人。

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奇怪的是,普京登上权力顶峰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党派支持。1999年秋季成立的“统一”竞选联盟只不过刚刚组建起机构、制订纲领性文件并形成思想体系,它根本无法为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倒是它本身还需要普京的帮助和支持。

选举前,几十个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普京。俄罗斯几乎所有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也都支持普京。临近选举,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运动也宣布支持普京。普京接受了这一支持,但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来捆绑自己。

在第一轮选举中,普京就获得了53%的选票,这不仅赋予了普京国家政权,而且还有选择同盟者和合作伙伴的权利,使之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

奇迹、幸运之星还是阴谋?

对于许多政治观察家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不容置疑却又出人意料的成绩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值得认真审视的并不是竞争到总统宝座的那个人,而是伴随着他走向政坛峰巅的那种社会环境,” 《消息报》编辑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向我们建议说,“坦率地说,这种社会环境是令人忧伤的。他孤身一人,如履深渊;没有任何靠山,没有即使失利也仍能对他保持忠贞的真正力量,没有财政基础,没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贿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战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静的头脑,运气以及至今还没有、也许将来也不会让他上当受骗的幸运之星。”

作家米哈伊尔·丘拉基将普京的异军突起比作一个神话。他写道:“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眼前正上演着‘灰姑娘’的故事——不过这是个‘男性版本’,这实在是很少见。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话色彩是:许多年以来,总统权力让许多人趋之若骛,却一无所获;而那位甚至就连昨天还没有认为总统的角色会由自己来扮演的人,却得到了权力。历史如此神奇地转折,不能不令整个国家感到迷惑不解。当我们的英雄出现之时,再从饱受权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选出一位别的什么人,就意味着刚刚出笼的神话故事彻底破灭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1999年8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所走过的仕途非同寻常。这样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官位等级中,一个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当然也不排除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现象”。但是,这种升迁通常不仅通过国家机关体系,而且要经过党的系统。在苏联,任何一个人如果觊觎最高权位,那么他必定应当是苏共中央委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能够从党的最高领导班子那里取得委任状。

在苏维埃政治领导体系中,没有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苏共系统的升迁与军队系统的晋级一样,必须一步一步地获得一系列军衔,没有人会因为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而穿上将军制服或通过竞争得到它(当然,在战争年代军队的晋升可能更快一些,但也应当立一定数量的功劳)。在这样的一党制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体系下,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挑战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党的最高名册之列。在这些年中,他通往上层之路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再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否则,没有人会对叶利钦的针砭时弊及其作为反对派的立场给予更多的关注。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2)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所有先前的意识形态和干部体系都遭到破坏,所有原则都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是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1990年底叶利钦的头号“宠臣”和俄罗斯联邦权力等级序列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这个乌拉尔有色金属工程师干部培训学院极其平庸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师能有什么经验和政治资本可言?但是,正是布尔布利斯组建了第一个“改革者”政府,确立了新的“改革”意识形态。而在1991年初,叶戈尔·盖达尔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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