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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第1页）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真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官场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排挤，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按正常趋势发展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可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內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已经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唯有李纲敢说真话。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的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著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