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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耀煌、董英斌、缪？流等叩。

通电上署名的共有19人，其中东北军将领7人，即张学良、马占山、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流；十七路军将领3人，即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被张、杨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9人，即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这些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是否在这个通电上签了名？对此，以往的许多著作都持肯定看法。如1986年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明确写道：“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兵谏的意图并进行了安慰，表示对他们和蒋介石绝无伤害之意。接着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随后大家都签了名。”武育文等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也说：〃此通电列名的蒋系军政大员，是蒋介石被捉以后，张学良亲持电稿征求他们意见后才签名的，并不是冒签。”笔者查此说来源于晏道刚的一个回忆。晏道刚在《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写道：“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的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骊山捉蒋（4）

但当事人也有另外的说法，应德田回忆：“原通电具名，只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几位高级将领，发这封电报时，不知怎么加上了蒋方大员朱绍良、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的名字。可能是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强通电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时搞不清楚，觉得这些人也参加了西安事变。“

应德田是西北“剿总”政治处少将处长兼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通电的起草，他的回忆自应有较大的可靠性。

通电中列名的万耀煌也否认他在通电上签了名。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通电时，我们“真是啼笑皆非，合东北军张部将领、十七路军杨部将领及中央被扣将领政要于一炉，欺谁乎？”

此外，其他被扣的军政要员也没有任何人提到签名的事。鉴于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笔者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其结论是被扣留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并没有在通电上签名，他们的名字是通电起草人自行填上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重要通电却因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的叛变而迟迟未能发出，以致外界难以明了事变的真相，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高崇民回忆说：“此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此八项主张之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散布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何应钦即坚决主张###，故意举行白衣誓师的仪式，以激励反动派。八项主张的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榘来电询问真相，我们始发觉蒋斌之通敌，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四川刘湘等而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随后，张、杨两将军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军政措施：

（一）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公推张学良为委员长，杨虎城为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

（二）组织参谋团，由双方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组成，计有孙蔚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鲍文樾、李兴中等人，以何柱国为主任，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

（三）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卢广绩、洪钫、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杜斌丞、李维城等组成，后又加上南汉宸、苗剑秋，以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讨论有关的政治问题，并向张、杨提出建议）；

（四）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及骑兵集团军，集结等待出发；

（五）集中军队，将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五师集结西安附近，五十一军警戒兰州，十七路军由陕北移至关中，一方面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防御中央军的攻击；

（六）取消政训处，成立政治处，应德田、申伯纯分任两军政治处处长，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七）改组陕西省政府，原成员一律免职，以王一山任代理省主席，各厅长均为杨虎城的部属；

（八）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

（九）改《西京日报》为《解放日报》，由郭维城等任主编；

（十）释放全部###，共约150余人。

从此以后，古老的西安城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扣留中的委员长（1）

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护送到新城大楼，住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由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看管。

此时的西北大地，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49岁的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寒的室外折腾了大半夜，极度的惊恐加上难以忍受的严寒，已经把他折腾得不像人样。只见蒋介石面色惨白，须发如霜，因未戴假牙，两颊内凹，上穿古铜色春绸丝棉袍，只穿衬裤，脚穿上海造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皆有荆棘划伤血痕，因翻墙跌伤，腰部弯曲。天气虽严寒，蒋面部却流淌汗水，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他坐在椅子上，以右腿置左膝，全身发抖，呼吸喘急，并不断出声长吁短叹。宋文梅为了缓和蒋之神志，即劝其应镇静从事，他低首无一语。宋文梅继续劝告，并请其饮水，在十分钟内，连饮白开水约十余杯，但人依然惶恐不安。上午。时左右，张学良来见蒋，执礼甚恭，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宋文梅张又说了一次，蒋仍不答。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为国家着想，并非为私人利益打算。现在，我们民族危机，已到这样严重阶段！政府不为民族生存着想，反继续进行内战。凡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委员长独持偏见。今天，希望委员长平心静气，勇于认过，爱惜国力，能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及全国人民与愿足矣。”

蒋介石这才呐呐地说道：“你既为国家事，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又接着说：〃国家民族今日成此局面，谁使为之？日本进占沈阳后，都责学良为卖国贼，究竟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试问‘九一八’事变，是谁的阴谋诡计所促成？谁坚持不抵抗，反复嫁祸于人？请将这些事件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开，孰是孰非，自有公论。狡计阴谋，岂能永远蒙蔽人民的耳目！”

蒋介石依然呐呐地重复他的要求：“你既为国家事，送我回洛阳再谈。”

张学良继续陈词：“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你仍执拗不悟，固持偏见，自可由群众公裁！”

蒋一听到张学良说要把他交付“群众公裁”，误以为要把他交由人民公审枪决，既气愤又害怕，立即说：“以往，我待你如何好！你竟想把我交给群众公裁！你既为国家事，速把我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见此情形，张学良只好辞出。

中午12时，邵力子奉张学良之命前来劝说。这时，蒋介石惊魂初定，情绪也已经基本稳定，邵力子坐在蒋对面的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

邵答：“从绥靖公署卫士队队长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