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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徐悲鸿半日不语，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果真有这一天，能与多慈一起在枫林间散步，那悲鸿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这数十株枫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后，蒋碧微趁徐悲鸿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之际，吩咐园丁把它们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请来园林工人，在园内突击移种了多种观赏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内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间，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从上海回来，一切都变成现实。

蒋碧微向徐悲鸿解释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

徐悲鸿闭口不语。他从蒋碧微笑容背后，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枫树的来历，所以才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动。但她不说破，你也没有办法戳穿她。这也是蒋碧微或高超或阴损之处，明明知道徐悲鸿不同意，也不与他商量，先斩后奏，办好之后，才一脸堆笑告诉他。但她的态度，仍是满心虔诚，似乎对徐悲鸿，绝对惟命是听。

徐悲鸿的怨气，只能暗暗发泄。此后向别人介绍公馆，他总是以“无枫堂”而笑之。他的闲章中，也多了一款“无枫堂”。这一阶段，他的画作常以枫树为景，而画后，必钤上“无枫堂”印章。蒋碧微看见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虽也恼火，但绝不敢吱声。时间长了，她还是忍不下这口气，总是借赏画之机，挑些“无枫堂”的毛病。徐悲鸿毛了，一气之下，干脆改“无枫堂”为“危巢”，并专门做了篇《危巢小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实徐悲鸿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无枫堂”已经充满感情危机，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搬进傅厚岗6号后，孙多慈去徐悲鸿画室的次数就少多了，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敢独自过去。随艺术专修科的同学自然来过多次，但只要看见蒋碧微，就缩着头挤在人群最后面。在徐悲鸿新画室，孙多慈最感兴趣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右为“独持偏见”，左为“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气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气。孙多慈暗暗想，这个“独持偏见”，这个“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对与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态度吧。

孙多慈的另一位闺中密友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届，但不同系。吴健雄1930年初进中央大学时，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她到图书馆看书，翻阅到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第二学年，她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十一、　闺中密友（5）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个系还有自己的系花，吴健雄秀丽聪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孙多慈文静温和，是艺术专修科的系花。系花对系花，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相见。

国立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学校向教会租用的楼房，东、西、南、北共四栋，房间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个同学，也还有单身宿舍。吴健雄初入学时，住南楼，是三人间，后为专心念书，又搬至南楼后的小平房。同学因此戏称她为“南楼琼花”。但吴健雄是典型读书型女学生，在学校，不是上课，就是在实验室，或是关门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会交往。

孙多慈早就想与吴健雄结识，只是没有合适机会。后来在图书馆，临座有一位女同学，姓刘，也是理学院的，两人相聊，就说到吴健雄。对方和吴健雄不仅相识，而且还是要好的小老乡。也是个热心人，听说孙多慈想结识吴健雄，二话不说，拉起孙多慈，就要领她去吴健雄宿舍。

孙多慈有些犹豫：“我们这样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谁说呢，吴健雄热情开朗，对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认识呢！”

初次相识，礼节性的见面，双方并没有深聊。但两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不仅仅如此，此后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包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都在这一次见面中，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孙多慈晚年曾写文章称赞吴健雄：“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的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是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去教务处领取奖学金，正好吴健雄也过来领奖学金，两人再次相遇。从教务处出来，两人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就已经无话不说了。那个阶段，孙多慈因徐悲鸿有意疏远，思想上有些苦闷，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细心的吴健雄观察到了，便把孙多慈悄悄拉到一边，指指她的脑袋，问：“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孙多慈红着脸，“没有啊，我这里能有什么问题？”

吴健雄，孙多慈国立中央大学同学。

吴健雄说：“你的那些风言风语，全校都知道，我吴健雄能充耳不闻？说，是不是徐悲鸿教授欺负我们多慈了？”

孙多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

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岁，虽同样是花季少女，但远比孙多慈老练精干，为人处世也有章有节。两人第一次相见，孙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觉。

这天吴健雄破例没有读书，两人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个小时。从生活到学习，从理想到情感，几乎聊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孙多慈，与徐悲鸿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吴健雄说了。

吴健雄态度十分明确。“徐悲鸿是优秀画家，是血性汉子，也是温柔情人，确实值得女人去深爱。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你孙多慈。想想看，你还年轻，你的前途远大。这样不明不白卷入感情漩涡，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仅仅如此，她还为孙多慈的处境深深担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你一个女学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对手啊！”最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字，“断”。并再三强调，“现在的局面，乱如一团麻。作为当事人，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当断则断，不然的话，近则影响你的学业，远则影响你的前程。”

孙多慈也觉得吴健雄的考虑在情在理，但真让她下决心，也不那么简单。已经迈向感情漩涡的这只脚，想及时抽回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鸿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口水大战。

刘海粟举行“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为展览写了个序，发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说：“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

11月3日，徐悲鸿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