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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特别是内迁地点的选择十分不易，因战争情况千变万化，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有些高校历尽千辛万苦刚刚迁到一个地方，师生还来不及喘口气，新迁校舍又置于战争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迁移，有些高校反复迁移达五次之多。

如北大、清华、南开等平津地区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则向西迁移，到陕西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

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到四川，散布各地，如武汉大学在乐山、齐鲁大学在成都、中央大学则在重庆。

浙江大学开始迁到浙西天目山一带，后又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辗转迁到贵州才安定下来。

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南部，上海交大等就近迁入英美租界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学再次内迁。

高校内迁（2）

迁校次数最多的是广东文理学院，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迁校最迅速最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师生员工及图书仪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

农学院的牛羊牲畜，舟运不便，则由陆路徒步西行，也安全抵达重庆。

直到日寇投降前夕，一些高校仍处在动荡不安的迁徙中。

最后，内迁高校大多集中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

这次高校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

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辛苦之极，财产的损失、经济的浪费、人员的伤亡，难以数计。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身为###长的陈立夫在连天的炮火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察看校舍，询问校情，慰问师生，解决困难，历尽种种艰辛。

有一次，从武汉撤出，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水路到洞庭湖；经长沙到贵阳，再到重庆，一是乘飞机直飞重庆。

当时陈布雷约他坐船走，而且送来船票，而陈立夫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天上一只老虎跳下咬他，象征虎（祸）从天降。

陈立夫从来不信迷信，但他第一想法是不走水路，于是坐了飞机到重庆，不料不久就接到电报消息说，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敌机发现，以机枪进行扫射，陈布雷万幸脱险，而陈立夫的那个床位正好遭子弹扫射，如果坐了船，则已一命呜呼。

在陈立夫的不懈努力、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协助、广大学生的积极配合下，这次高校内迁的艰巨任务终于得以胜利完成。

这次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精华，并改变了原来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稳定人心（1）

非常时期的###长是难当的，一是战乱遍地，家国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换了###长，而且是从事党务和特务工作的人，今后教育界难免党化和特务化，人心也惶惶。

陈立夫深知处此非常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

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稳定###大小官员、工作人员的人心。

在发表就职演说时，陈立夫特别强调：“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

留任的概不更动，已去职的位置物色适当人才补充。

”他还说：“我过去受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从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为我所用。

”一席话抚慰了部属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虑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证了事务、行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当然，陈立夫并非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关键职位上，他还是任用自己的亲信，他认为有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为从全局出发，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老###长朱家骅离任时，带走了两位次长和两位司长及主要秘书，这一空缺怎样补上呢？陈立夫认为这是重要职位，便任命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务部次长的张道藩为常务次长，任命曾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为简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