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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暖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报导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须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国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者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在太大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炔，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但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以两小时写

营妓考

营妓在古今中外部有之。一0九六年到一0九九年间随十字军东征的营妓，数目就有五千多；一二九八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一五六七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候，就有四百个骑马的营妓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近代最有名的营妓制度是日本鬼子，他们把营妓叫做“随军慰安妇”。国民党在大陆时，尚无此制，但高级军官不愁没女人。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有“某师长携眷行军”（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一条，说：据说：远征军某师长，由云南调赴缅甸时，路经安宁县，向当地某保长为其夫人要求钢丝床。携眷行军，事属罕见，且过奢侈生活，更骇人听闻。日本人行军，部队中预备妓女，其他各国未闻有携眷行军者。

事属“携眷行军”，尚不得以营妓相称也。

中国古代的营妓，照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说，“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这话是有问题的，林语堂显然没读懂了古书。管仲治齐国，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可见“女闾”只是公娼，但并非营妓。

真正“设娼妓来鼓舞军人”的，乃始于“卧薪尝胆”的那家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所谓“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也”，显然就非营妓莫属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垦令篇）中的一段话：“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从这段话中，可知古代“军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并且可供农民兼用，这种军民不分，今天的马祖“军中乐园”，竟得其遗意焉。

《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是营妓制度化的进一步演变。但《汉书》李陵传（李广苏建传）说：“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这又是例夕），大概是出征军人不得“携妓行军”的缘故。《南部新书》说：“〔唐〕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将淮间，后褐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这种记录，都是营妓的遗痕。但是享用营妓者，都是高层人士，显然不是阿兵哥。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有“宋官妓营妓”一条，说：

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句栏也。营妓以句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批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