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猛住在西城区的胡同里,我和郎世宁找到他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四邻八舍炊烟渺渺,犬吠人声嘈杂热闹。
我们两个相貌奇特着装怪异的人,在这里显得格外突兀,所以从进了胡同,就有端着碗的大人小孩一路跟随,也不说话,就远远跟着。
直到我们到了杨猛家门口,才有个半大小子喊道:“小杨叔还没回呢,家里只有婶子和玉梅姐,你们两个外国佬不能进。”
说完抬手抹了一把鼻涕,警惕地看着我们。
“我不是外国佬,是杨大人的朋友。我们可以不进去,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我掏出一把糖递过去——东堂周围有很多小孩,常备糖果才能顺利下班。
小孩们眼都亮了,刚才说话的半大小子舔了舔嘴唇,把他们往后扒拉:“不能拿,吃了洋人的糖,魂就被他们勾走了。”
呃……好吧,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
由于天主教宣扬信主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堂,不知怎地,就传成了上帝(可引申至信仰上帝的洋人)会吸食人的灵魂,为此安东尼隔三差五就要和全城甚至天津卫跑来的失魂症(一般是老年痴呆或者精神分裂)患者家属掰扯,小则赔钱,大则闹上衙门。
这倒也不能怪国人愚昧,归根结底是知识普及不到位造成的。一来,上位者坚持愚民政策,禁止开办私学,公学又少得可怜。二来,传教者只想掌控信徒的思想,没有人致力于提升劳苦大众的科学素养。
不光现在这样,此后两百多年依然如此,所以最后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被列强痛揍,跪着割地赔款。
吱呀——
就在我的思绪飞速掠过鸦片战争的硝烟时,身后的门忽然开了。
一个十五六岁的聘婷少女落落大方地走出来,盯着我惊喜道:“你是在太和殿上给万岁爷当翻译的秋姐姐吗?”
她是杨猛的长女杨玉梅,不顾一众邻居的反对,坚持把我和郎世宁请到了家中,那个鼻涕不断的半大小子也跟了进来。
小院儿不算大,天井顶多有七八个平方,院墙跟里竖着两排竹架,上面挂满绣品,厨房门口还堆着枯枝、碎木等柴火,容人走的路并不宽敞,不过打扫得很干净。
玉梅将我们带进堂屋,不客气地支使那半大小子:“铁柱,去把锅屋的开水提来。”
铁柱倚在门框上威胁我们:“你们可别趁我不在欺负她!”
玉梅跺了跺脚,他赶紧转身跑了。
杨猛是汉人,所以玉梅是裹了小脚的,那三寸金莲倒是不太影响她活动,她飞速收拾好了八仙桌上的针线筐和马杌子上的布料,热情地邀请我们落座。
堂屋正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和财神,香炉里的香已经燃尽,三个果盘里各摆着几个山楂,一只切开的梨子和几个干巴巴的桂圆。
神像旁边即是那座久闻其名的旋转式莲花宝座观音钟,高约四十厘米,色彩鲜明,工艺精巧,上面的观音甚至比旁边吃供奉的神像逼真得多。
除了这座观音钟,其他再无亮眼之物。小京官的日子过得着实清贫。
玉梅的母亲有病在身,在隔壁屋躺着,不便待客,玉梅周到地冲了茶,而后才坐下和我们攀谈起来。
“父亲走时说酉时五刻回,应当快了。”
我打开怀表一看,此时已经下午五点半,那离五点五十也确实不远了,于是安心坐着等待。
大约是听杨猛说了很多我的经历,玉梅对我很好奇,不过问得很克制,最直白的一句不过是:“姐姐,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在这个时代,很多国人,包括十四贝勒的几个侧福晋,都觉得全天下都是康熙皇帝的,大清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欧洲和爪哇、倭国一样,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她们不会有向往外面世界的想法。
玉梅是个不一样的姑娘。我很喜欢她那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
于是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讲起了罗马、威尼斯、里斯本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
她安静地听着,眼睛时不时睁得滚圆,铁柱也不知何时从门口挪到桌边蹲着。
啪啪啪!
在我讲完了一段,停下来喝茶润嗓时,身后忽然传来了鼓掌声。
“太精彩了!”杨猛一边鼓掌一边往屋里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瘦瘦小小的,看起来不太健康的样子,看我们的眼神有些惊恐,紧紧拉着杨猛的衣服,躲在他身后。
“杨大人可算回来了!”我和郎世宁都站了起来。
杨猛把小男孩推给玉梅:“带你弟弟先去屋里。”然后又赶走了铁柱。
“要是早知道你们会来,我一定哪儿也不去!”杨猛坐到了刚才玉梅的位置,诚恳建议道:“秋官,你写一本游记吧,我来帮你出版,抽一成的介绍费,怎么样?”
我笑道:“等我了解了解其他中间商的收费情况,再来和你谈。今天我们先谈点别的。”
“你呀,看着简单,实际精得狠嘞!”杨猛笑着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放到桌上,“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包驴肉,还热气腾腾的,你们有口福了,快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