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
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
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
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
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
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
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
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
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
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
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
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
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
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