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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注：《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注：《老舍选集·自序》。）

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又是那么简陋寒酸哪！”后一句话使我们感到他的自我苛责的严肃作风，前一句道出了他的创作上的甘苦。他是用全部心血来进行创作的。

我们知道，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上，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力车夫生活遭遇的题材了。在《柳家大院》里，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哀启》中，他写出了洋车夫反抗意识的增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永远是被压榨的命运，曾经长久地激动着老舍的思绪。他的《骆驼样子》中之所以贯注着那么深沉的感情，有着那么结实的描写，和他在创作上同这种题材反复地不断地接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说，在上述短篇中，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人力车夫的形象还都只是剪影式的，那么，《骆驼祥子》则是关于一个车夫的一生浮沉的命运的全面描述了。不仅如此，老舍认为，他“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从一个车夫的遭遇写出个劳苦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宏大的创作意图。

老舍开始把样子写在纸上，是辞去“山大”教职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夏天。他写得很顺手。《宇宙风》从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十五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三七年十月第四十八期续完。老舍当时告诉《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一幅血和泪交织成的真实图画

《骆驼祥子》的创作，不单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是一件应当特别看重的事，就是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三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峻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文艺队伍，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杰出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叶绍钧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都是扛鼎之作。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他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精细的描绘，为新文学在表现城市劳动群众生活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位评论家曾经正确地指出：“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尽相同，各有长处和弱点。”（注：樊骏：《论〈骆驼样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老舍说他要在《骆驼祥子》中，从一个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可以看作是这部作品构思的主轴，焦点，侧重方面。应该说，暴露旧中国的黑暗，揭露它的形同地狱的本质，这样的主题在当时进步作家的作品中是都广泛地接触到了，也不乏力作。然而，从一个人力车夫一生的浮沉，展示城市处于底层的贫苦市民的悲苦生活图景，这却是《骆驼祥子》独具的特色。

这是怎样阴森而晦暗的地狱呵！

《骆驼祥子》中以祥子的行踪为线索，把笔触深入到当时北平的各个角落。西安门大街刘四人和车厂的对于人力车夫的无休止的榨取和车夫的苦痛的挣扎，电影院附近小茶馆中人力车夫的辛酸的、不平的闲话和食不果腹的三餐，西城毛家湾大杂院没有春天的、充满了痛苦打骂的非人境遇，西直门外白房子中沦落于“卖肉”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哭诉无门的不幸人们，等等，等等。尽管作品的笔墨有深浅，有浓淡，然而合起来都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下的北京劳动人民辗转于痛苦深渊之中的生活图景。

对于大杂院的描写，是令人颤栗的，甚至使人不忍卒读：

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口。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小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去。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中，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西在屋中——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干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二强子的一家，不过是这个大杂院中的一个代表。老舍以极严峻的笔触，勾画了强子被苦难生活扭曲了的性格。由于生活无着，他以二百元的价钱把女儿卖给了一个军官；因为年纪大了打算不再拉车，改做小买卖，结果却赔了本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常借酒浇愁，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在他清醒的时候他深自愧悔，“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他决定再买辆车，然而他的虚荣又使他不能同其它车夫一样去张罗生意。他觉得他是高等车夫，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得有个谱，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车口儿”白“泡”一两天而拉上个座儿。等到偶然拉上个好座儿，腿又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又增加他的难过。由难过而想到女儿，于是又去喝酒。有一次，酒醉之后，一脚踹在妻的小肚子上，妻从此始终不能再下地。不久去世了，死时还“穿着卖女儿时候做的蓝大衫”。生活无着，他只得把用卖女儿得的钱买的车以贱价卖给祥子。这时小福子因为军官远走高飞，独自回到家里。二强子必须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苦痛使他想借酒麻醉自己，而无人怜惜又使他自暴自弃。高兴的时候，他给孩子大把花钱，“爸爸在苦奔，奔的是孩子！”当他不高兴时，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只好自己去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或者捡些破铜烂铁卖钱，去买几个烧饼。走投无路，他竟狠心地要小福子去“卖”：“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他从闺女手里索钱，还要装“体面”，似乎她女儿是“天生的不要脸”，而不是他逼迫的！他喝的不是酒，是生活的苦水。父女关系早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种求生的冰冷的意识。他也有悲哀、痛苦，但更多的是麻木。

小福子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深切动人。她柔弱、和顺、深情，尽管身受生活的劫难，遭人蹂躏，而善良的人性并未泯灭。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描述是催人泪下的：“看着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象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了哭。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在人们的注视下，她因为这种屈辱的身份而不敢出门，如同害怕捕打的小鼠，胆怯而畏葸的过日子。这种胆怯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她仍保留着人的羞耻之心；如果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她以瘦弱的身躯，在孤苦无告的境遇中承受着生活加给她的千钧重压。她是一个大勇者。“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她决定：贱卖！她并不甘于堕落，而经济支绌逼她走上这一条可耻的道路。只要有一线希望，她还是力图挣扎出去的。当虎妞死后，她看到祥子的孤单，也感到祥子对自己的同情，她曾经希望同祥子结合。她虽然历尽了屈辱，而少女的羞涩却显示着她心灵的纯洁和对于真正的爱情的渴望。老舍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女性：她从表面看是不洁的，然而她的心却是莹白如玉，她的感情厚重而执着。她同祥子本来有可能成为夫妻，然而又是“贫穷”这个致命的障碍，使祥子不愿却又不能不暂时斩断他们之间的牵连，而期以将来“混好了”再来接她——就这样，小福子最后一次失去了逃脱地狱的机会，她的悲恸是可以想见的。这以后，她几经周折沦落到了“白房子”，终于因为不能忍受那非人的蹂躏，女扮男装逃出虎口，自己毁灭了自己青春的生命。如果说，二强子是心先死而后性格扭曲变形，那么小福子则是身遭凌辱而心怀高洁。她是在那个地狱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圣女。

其它，大杂院外的那些劳动群众，命运也好不了许多。车夫老马和小马祖孙同拉一辆车的境遇，小马因无钱买药救治而死在老马怀中的惨状，老马最后孤身一人街头摆放茶摊的凄惶情状，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在旧中国，善良和正直并不能帮助逃脱最后流落街头的命运。

深重的苦难，非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的关系，苦命挣扎而始终不见希望的命运，越来越贫困的岁月，人们处于死亡的边缘……老舍的笔端滴着血和泪，他用阴森而又晦暗的色调画出了那人间地狱的画面。

老舍在书中对社会的不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这种抗议，由于同他对社会贫困的深刻认识以及感情上的激动与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表现得十分沉实有力。作品十分清醒、十分明确地指出造成祥子、二强子、小福子、老马、小马等人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有反动军阀的连年混战，有孙侦探一类反动政权的鹰犬，有杨太太、刘四爷、夏太太一类剥削者。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老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已经能够从阶级对立的角度观察社会现象，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作品中有一段文字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观点：“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老舍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揭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