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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动笔的。武汉的《抗到底》半月刊于第四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开始连载，至二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截止。这部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据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所以未能写下去，是因为《抗到底》的停刊。从已发表的近十万字来看，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它描写抗战初期，北方某省的省会阴城，来了五名从北平逃出的爱国学生，他们一到阴城车站，立即对伤兵车上的抗敌将士进行慰问，然而昏庸的阴城警方竟以“闹事”为借口，将五名学生抓捕。警察局长和教育局长对学生进行了审问，教育局长专会选择一些好听的字眼，“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在血气方刚，在行动上难免有失检点。他十二分的惭愧未能在事前知道，设法避免冲突，这自然不完全是他的疏忽与错误，因为他们并不是阴城的学生，因此，他十二分诚恳的希望他们承认，学生与警士之间必是因了误会而起了小小一点争执；更非常诚恳的请求警局局长原谅他们。假若可能，他十二分的，啊，希望局长在他们悔过道歉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不必对他们太认真了；他们究竟是外乡人，不能完全明晓阴城的一切，啊，啊，一切，完了。”警察局长是另一副面目，他只知道“把学生们押起来或揍一顿是更有效的办法，用不着耍嘴皮子”。老舍以尖锐的讽刺手法，勾画了阴城地方官僚们的可憎可厌的面目。小说中厉树人、曲时人、金山、易风、平牧乾等五名爱国学生的形象，也是鲜明的。通过对流亡学生的描写，老舍寄寓了他的深沉的爱国热情。

《民主世界》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出版的《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它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的三节，不足一万字。老舍本人从未谈过这部作品，他究竟为什么没能继续写下去，至今还是个谜。这个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重庆郊区一个小镇的生活。看来，作者是想以这个小镇为背景，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们见识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民主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者的讽刺是尖锐的，笔调幽默、诙谐。

上面介绍的只是短篇小说和两个未完成的长篇，而抗战时期老舍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则是《火葬》与《四世同堂》。

长篇小说《火葬》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重庆北碚时动笔的，前后约用了四个月的光景，到年底完成。

这是一部战争文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敌人的同时，《火葬》歌颂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石队长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名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爱国热情，勇敢，坚强。小说关于他炸毁敌人的火药库和最后牺牲场面的描写，是颇为悲壮的。敌人的火药库在小城隍庙内，因为殿前的松树杈上装有敌人的机枪，火药库很难接近。他决定只身靠近松树，然后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机枪：

他开始爬动。每移一寸，他就觉得离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须朝着机关枪前进。不但要前进，还要安全的达到目的；只凭一股勇气去牺牲自己是会连累到众兄弟的。他的汗流湿了他的厚棉袜。他紧紧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讽刺的效果。然而王举人的悲剧的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老舍说《火葬》“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注：《〈火葬〉序》。），这个立意，主要靠王举人的形象塑造来体现，应当说，作家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