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刚赢过泰山队,所以球迷们都认为,申花拿下足协杯没有问题,因此这场足协杯,让数万上海球迷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涌到了南京,一时间大街上到处都是兴奋的阿拉上海人。球票被上海的旅游公司买走了一大批,他们以此组织旅游团体到南京看球旅游。这天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看台上,一大半坐的都是上海人,这里几乎成了申花队的主场。许多饭店都提前被订了位,申花队赢球后,球迷们准备到那里去喝庆贺酒。这场比赛打得激烈但不精彩,双方在寸草不生的坚硬场地上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技战术配合,比赛结果我们0比2输了。许多球迷气得连饭也不吃,便连夜赶回上海。比赛失利后,当时的江苏体育运动学院院长蔡振华跟我说:“根宝,你是根蜡烛,点燃了南京,但是自己灭了。”听后,我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们失去了双冠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汽车上我只跟全队讲了一句话:“这场比赛,大家会后悔一辈子。”
17。足协杯为何总与我无缘
对我来说,这次夺双冠是最好的机会。由于甲A夺冠后,自己也没有抓紧拿出必要的措施去准备这场球,因此失去了。后来1998年我在大连万达队时,也有夺双冠的可能,但还是输绘了辽宁队,与双冠王擦肩而过。
双冠确实太难拿了。我们具备条件却没有拿到,这真是令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尽管我们没有夺得双冠,但是在我们坐火车回到上海后,仍然受到市领导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仍然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迎,在火车站上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一周后,我们在虹口体育场1比0击败山东队,夺得了超霸杯。
这时我听到传言,说我们足协杯是故意放给山东泰山队,因为如果我们拿双冠的话,国安队以甲A联赛第二名的资格就会出来与我们争超霸杯。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莫名其妙。足协杯尽管不如甲A,但其分量仍要比超霸杯重得多。我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交易呢。1995年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甲A联赛的冠军和超霸杯赛的冠军、全国五人制足球赛的冠军、足协杯赛的亚军。申花队还获得了那年中国职业足球所有的个人奖项,最佳教练、足球先生、最佳射手、五人制足球赛最佳运动员等等。
打完超霸杯后,上海杏花楼集团请我们全队在扬州饭店吃饭。我们刚进去,郁知非对我说,陈良宇副书记在楼上房间里等我。我上楼后,他关上房门,房间里只有我和陈副书记两个人了。他说:“根宝,我们今天关着门,两个人谈谈。”
他说:“为什么你们失掉了足协杯?
你考虑考虑。我总觉得,我们足协杯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包括夺冠后队伍应酬太多,其中,你的书是不是出得太早了些?你如果在足协杯以后出书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时,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根宝如是说》的书。)
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的谈话气氛不是领导对下属,也不是批评和指示,完全是朋友间交谈。这次谈话后,我领悟到许多东西,学会了更全面地看问题。也确实让我感到,我们足协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确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这时领悟已经晚了。我和队员们一样,将为此遗憾终生。
第四章 在山坳上徘徊
1。1996年的台同,现在看来有问题
1995年的辉煌和遗憾都已过去了。1996年能不能保住1995年的辉煌,蝉联联赛冠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谁都知道,争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为了保冠军,我们1996年的工作比1995年做得更早。元旦那天,我们就与法国嘎纳足球队进行一场贺岁杯。这是喜庆的比赛,但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因为我想象前两年那样在新年里讨个吉利。由于国奥队的球员都去集训了,外援也没有到,我们打得一般,90分钟打平,罚点球决胜时输了。4日我们到香港参加沪港杯,2比1胜。
1996年的队伍是怎么样?需要根据队里人员的情况仔细研究,但是变化不会大。谁走谁留,虽然合同还没有签,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申思、李晓、陈伟、蔡建林等人曾经提出转会,最后都留了下来。
9日上午,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郁知非找我去谈谈1996年的工作。沈副区长说,两年多来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球队的精神面貌在外界的反映也很好。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关键是考虑下一阶段怎么操作法。两年来成功的原因,除市里领导的支持以外,你们(指我和郁知非)两个的分工明确,互相补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进一步,这是个关键。
郁知非说,今年孙春明副总经理主要去搞产品开发了,已经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队的对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宝你提出的设总教练一事,领导们都不同意,你不要谈了。
1996年年初,我从香港回来后,向俱乐部提出设总教练一事。其实在1995年我就向惧乐部提出,1996年我想当总教练,下面挂一个执行教练具体负责。执行教练的人选有杨礼敏和桑廷良。为什么我要设总教练呢?
主要是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后,确实很累,想轻松一下。我说我可以制订训练计划,遥控指挥。但是俱乐部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罢。
郁知非接着说,对队员的调整问题也要考虑。现在已经有提出转会的你看怎么办?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工资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对工资问题,我说我们不能按国家调工资的幅度去做,那是计划经济的。我们应该按成绩,按市场运作的方针。我们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刘军,由原来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连万达队徐弘已经是六千元了,现在的高峰和曹限东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八千元了。我们是冠军队成员,冠军队主力还拿不过别的队的球员,队员们心里会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队员们谈心,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问刘军,他的月工资心理价位是多少?刘军说大约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这个数目,那就是工资翻倍了。蔡建林也说工资能否增到六千元?
奖金也应该拿主力队员的百分之五十。在我们队里,替补的奖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虑到守门员的特殊性,我认为蔡建林的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队里,守门员只有两个人,责任同样重大,与别的位置不一样。在后来分奖金的时候,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资调升的问题,我与郁知非后来还是达成了统一,队员们也比较满意。
工资问题通常是签约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签约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