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残酷,到了现场一看,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守卫52高地的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非死即伤,阵地已经面目全非。
预备队毕竟是生力军,一番死拼,高地总算没有易手。
螳臂当车
一天鏖战下来,拍着胸口喊庆幸的是尾高,深感失望的则是施特恩,因为他的网里仍然找不到大鱼的影子,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顶还在日军掌握之中。
对施特恩来说,唯一能聊以自慰和庆幸的是,他总算捡到了一条“小虾”:苏军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张鼓峰东坡。
两轮较量结束,难分胜负,尽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却是一模一样的。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开场,就策划对张鼓峰山顶的日军进行夜袭。既然是夜袭,参与的人数就不能太多,又估计到白天日军遭到极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个营。
然而他错了。山顶尚有两个日军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的人数再嫌不足,凑起来还足以应付一个营。
施特恩的夜袭以失败收场,他只能在天亮后再开“高压锅”。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变得更为坚挺。
1938年8月8日,长勇联队、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了战区,日军的防御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施特恩的“高压锅”光听见动静,却无法将对手蒸熟蒸烂。
气粗了一点的尾高研究战况后,意识到东坡的失守终究是个大麻烦。此处虽非山顶,但被苏军卡住位置后,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将在防御上失去有机联系。
为了抢回东坡,尾高也组织了一次夜袭。施特恩千争万争,就争到这么一个落脚点,哪里肯舍,而且东坡已经集结了大量苏军士兵和坦克。双方的夜袭最终都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
这一天,施特恩发送的“捷报”戏剧性地登上了苏联中央报刊的头条位置。类似的假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它确实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报”的说法,这时苏军已经控制住张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务变成了“击退日军的反扑”。
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但是,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19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1大队仅剩30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19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儿,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第19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19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19师团虽然尚未烂,但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他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藉,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全被出卖了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
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犟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19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赶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19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19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19师团撤到了图们江南岸,第19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